继英国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赶在申请截止日前也决定加入。至此，G7集团已有4个加入亚投行，这重创了美国试图阻止盟友加入该行的努力。世界经济中心正在重回亚太，腹地广阔的亚洲各国经济发展获得了历史性机遇，并产生强大的溢出和集群效应。美国借助强势美元高调重返亚太，而欧洲经济增长乏力、财政紧缩，在每年近8000亿美元的基建投资大蛋糕面前，英国不傻、德、法、意也不傻！。

  虽说亚投行的创建确有争夺世界金融秩序主导权之意，但就英、法、德、意的选择而言，现实利益才是根本。日本人垄断亚行行长，早就与美国人垄断世行行长、欧洲人垄断IMF总裁一样，成了不成文的惯例。但世行、IMF和亚行的贷款效率之低下、决策程序之冗长、项目准入之苛刻，早就难以适应新兴国家的投融资需求。谁都能看得到，亚洲新兴市场的巨大机会与现行国际多边开发金融体系是多么不协调，确实需要亚投行这样新多边开发机构来打破僵局。

  当然，不论是亚投行资金主要来源的中国，还是借贷项目建设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市场化程度都还不高，市场机制均不成熟。如果不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有限资本和有限资源恐怕都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这是亚投行面临的艰巨考验。现在英法德意资本来了，以他们的市场化程度和市场运营熟练程度，不但能为亚投行发起资本添砖加瓦，更将有效缩短亚投行的市场摸索期。

  长久以来，不管是扶贫开发，还是基础设施建设，信用级别、政府透明度、财政紧缩和国资控制比例、意识形态，都是西方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贷款的基本标准。近年来，还将环境保护、非法雇用、社会保障加了进来，火电、水电站、水泥钢铁等项目由此被排除在外。正如美国一直怀疑，在治理能力、环境和社会保障上，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能否体现世行、IMF以及亚行的高标准一样，亚行也一直高昂着头颅来在俯视亚洲各国的扶贫和基建资金需求。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亚洲48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发展差异、历史宗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上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如采取西方标准，有几个国家能拿到亚行扶贫款？至于基础设施投资就更别提了。亚行曾统计，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国基础设施投资合计约需8万亿美元，另需近3000亿美元用于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以东亚少数发达国家（地区）为主，亚洲集聚了62万亿美元私人资本，但亚行却不作为，每年仅提供130亿美元资金，且任何一笔贷款都需审批2年。

  亚行自1966年成立以来，9位行长均来自日本。2013年3月，日本召回亚行前行长黑田东彦，任命其为本国央行行长。本来，亚洲新兴经济体希望借此机会在中国、印度等大型经济体，甚至越南和泰国等新兴国家寻找接任人。但第一捐资比例赋予的投票权非常“任性”，日、美在第一时间就宣布了他们中意的候选人——日本财政部官员中尾武彦，根本不顾及别国感受。

  明年亚行就满40周年了，但很多人甚至都还不知道有亚行的存在。唯美国亦步亦趋的日本，在亚行采取了世行和IMF的同样的标准。起初，不少亚洲国家也听从美日的改革安排，憧憬能走上一条逐渐吸收更多“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政策的未来繁荣之路，包括放松国家对银行、利率和汇率的控制，使经济向市场开放。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IMF自由放任的华盛顿共识为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开出了猛药，要求这些国家削减政府开支、不顾经济衰退来提高利率、并且放松监管。但是，这样一条繁荣之路现在看起来越走越危险。

  令人惊诧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却在为自己开出几乎相反的药方：加大财政政策力度、政府买单、降低利率，并利用政府资金为银行纾困。而且，为了减轻危机的冲击，让全球人民为“次贷”危机买单、希望中国“搞刺激”不说，不惜给亚洲新兴国家带来海啸般的狼藉，大规模地从亚洲新兴国家撤资。从亚洲的角度来看，美国不顾第三世界国家的吃饭问题，用玉米研发新能源；大规模使用大排量汽车，却让发展中国家讲究环保，这种药方只能称得上伪善。

  有了完善的基础设施，亚洲国家市场化和国内需求就有了基础，外资进入或撤离就不可怕。我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承接了从美国转移过来的制造业，他们发达了；中国承接了从日本和韩国转移过来的制造业，中国也发达了。下一步，谁都认为南亚和东南亚将承接从中国转移过来的制造业，但这些区域的国家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体系，对这些亚洲国家来说作用非常有限。

  而世界已从中国协助非洲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实践中看到了另一种选择：“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相比外资和援助，靠自己发展更靠普。亚洲腹地更广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来的双赢多赢、集聚效应无疑更大。更关键的是，中国主导的援助不会强设附加条件，这才是他们最需要的。

  （作者系深圳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