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困境：约束测量信用常常滞后现实

  ——读菲利克斯·马汀的《货币野史》

  ⊙禾 刀

  1903年，美国冒险家福内斯三世登上太平洋的雅浦岛后发现，当地的货币居然是重达数十公斤到数吨的石头圆盘，即“费币”。有的石头实在太重，以致一年四季只能摆在一个固定位置，人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变换主人的方式使之流通。欧洲稳定计划智库成员、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菲利克斯·马汀由此得出结论，“在雅浦岛这样的原始经济体中，货币只是种临时性的点缀”，“货币的本质其实是它背后由信用记录和清算机制构成的体系。”

  货币不应视为一种商品

  以经济学观点看，今天的金融世界由以易物进化而来，不少论点视货币为一种商品。马汀通过梳理货币发展的历史脉络提出，货币的出现虽与物物交换有密切关联，但本质上不应视为商品。法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巴蒂斯特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对此有过精辟论述，“如果货币是一种商品，那么在主权货币和私营货币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区别：黄金就是黄金，不管有没有铸成硬币。”

  巴蒂斯特萨伊的这番论述，曾有英国17世纪60年代一段“铁”的试错事实佐证，只不过换成了同属贵重金属的银。由于“足重的银币在被当成银块使用时，其价格比当成银币高出2%至3%”，“铸币差不多用掉了价值300万英镑的银子”。20年后，由于银币面值与市场实际价值始终存在较大利差，“这些银币几乎都从流通环节中消失了”，许多人暗地里忙于把银币熔成银块以便赚取差价。在这个事例中，银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商品即银金属本身，一种是货币即面值，显而易见，两者的价值并不相等。

  进一步看，人们常用的纸币包括雅浦岛上的“费币”，根本看不出与商品属性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商品价格有波动，但价格无论如何变化，均无法改变商品的本质功能属性。今天的纸币充其量只是一张张纸，而“费币”也不过是一块块寻常的石头，本质上并不具备类商品的功能特征。

  事实上，货币的表现形式一直在变。曾经，西印度群岛人用糖当钱，弗吉尼亚人用烟草、纽芬兰人用鳕鱼干，更早时候，人们还用过贝壳。而今天我们使用的电子货币，已高度虚拟化。

  货币也并非只有“官方”才能制造。在1970年爱尔兰银行突然关闭时，支票迅速填补了货币留下的真空，顶替了传统流通货币的重要功用——“在银行歇业期间签出的总计超过50亿爱尔兰镑的未清算支票被提交至银行清算”。支票已行使了货币的许多功能。在我国的计划经济年代，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等各种票证与货币搭配使用，票证虽不是货币，事实上已有了类货币属性。可见，货币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商品，也并非非要法定才能制造流通，关键取决于市场对这种载体的信任程度。

  货币并非彰显权力意志的木偶

  货币似乎与权力尤其是统治权力有着天然的“血源”关系。在数千年里，君王牢牢控制着铸币权、发行权、监督权等各个环节。在现代经济学诞生以前，货币一直是君王们的重要统治工具，一面借助铸币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一方借发行货币控制整个社会的运转。

  中世纪晚期最知名、最具影响力哲学家之一的奥雷斯姆在《论货币的起源、本质、法律与变革》中，对“货币属于发行者封地内的事务”，“由于铸币厂归君主所有，唯一需要考虑的利益，就是这些君主的利益”的传统学术观点给出了具有颠覆性的答案：货币当“归整个使用它的团体所有”，“货币的发行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服务，应当尽可能地照顾公众的利益”。奥雷斯姆的观点不仅为银行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还为货币挣脱君王统治的束缚提供了理论依据。

  虽然奥雷斯姆理论于1360年便已问世，但在君主时代，关于货币的绝大多数改革，常常只能是基于不损害或极少损害君主利益的前提下才能付诸实施。或者说，君主如果觉得没必要，货币政策改革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但在数千年专制历史中，货币始终是王朝捍卫统治的“铁血”工具。秦之所以统一货币，是因为这种新政首先能满足秦始皇征税的需要，顺便也有助于民间交流。而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为了铸造铜钱，无视市场变化和铜矿枯竭现实，要求铜矿以低于市场价出售给朝廷。结果铜矿纷纷倒闭，市场上货币短缺，无法避免一些人暗地里废币铸铜。而铜币缺失，给了西方货币大举“入侵”的可乘之机，英镑、法郞、葡萄牙雷亚尔、俄国卢布很快进入中国流通，取代官方货币成为市场上的“硬通货”。

  民国，虽然推翻了数千年的专制皇权，虽然相当一部分受过新式教育，但货币被视为强化统治阶级利益重要工具的传统思维根深蒂固。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呱呱坠地，政府以行政手段强迫民间以黄金、外币兑换。至1949年7月3日停止流通，金圆券只使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贬值却超过二万倍，人们视之如瘟疫，恐避之不及。金圆券留下的不只是历史笑柄，还有百姓难以想象的巨大伤痛。金圆券的失败也充分表明，货币虽然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绝非彰显权力意志的木偶。倘若背离了货币的属性和流通规律，凭借权力肆意盗用货币的社会信用，结果一定非常糟糕。从古至今，此类教训不胜枚举。

  信任本质上是个关乎道德的问题

  将货币解读为信任，许多经济危机解释起来便容易得多。2008年因雷曼兄弟破产引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浪潮，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曾倍感困惑地问经济学家，在经济学者云集的时代，这么大的破绽为什么就没有人发觉？马汀认为，单个看，大家似乎都没什么错。但站在全局角度梳理发现，每个单项工作只要有那么点瑕疵，相互作用并产生聚合效应，最终，一根根原本微不足道的稻草，不断累积而成为一座沉重的大山。毫无疑问，这座大山就是马汀所说的信任的大山。

  信任既是个经济学问题，同时也是个市场道德问题。回首有记录以来的重大经济危机，后人总可以轻易找到危机肇始之时，在利益驱动下，一些组织一些个人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或是选择性失盲。比如，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将“两房”不良债券通过包装，再向市场兜售。对这样一些原本不值一究的问题，那些才高八斗和原应具有独立甄别功能的评级机构的普遍性失聪，不能不令人深思。当信用评价中介一方面被市场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却未能有效履行职责时，信任的天平实际就已倾斜。如果还是没人发现，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阻止，倒塌只是迟早的事。

  在本书中，马汀借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的那句名言“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必要存在”引申出，“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如果过度消费、违约、欠账、跑路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如果人们能无条件的互相信任——由政府发行的钱也没必要存在。”

  这一推论极富含金量。按照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市场经济建立于公众“自利”的理性基础之上，依此类推，货币当是市场经济顺应人性的一种信用表征。自利是人性的体现，但人性的这种习惯如果没有加以约束，利欲熏心，其结果不仅达不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还可能带来负面作用。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中既然有只“看不见的手”，信用也有可能沾染甚至激活人性中深藏的“恶”，这就是马汀所指的“过度消费、违约、欠账、跑路”——信用一旦透支，必然遭致市场的加倍报复。事实上，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许多人想到的只是购买然后倒卖，在溢价中收获利益，根本不愿去琢磨那里面禁不起推敲的诸多细节，结果这变成了一个击鼓传花游戏，一开始便注定了总有倒霉的最后一棒。

  货币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作为“临时性点缀”的货币其实并不临时，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不可或缺，前苏联当年曾有意取缔，很快又发现这样社会将会一团糟，根本行不通。货币能否游走于天使与恶魔之间而非极端，根本点在于将信用装进法制化的笼子。如今摆在世人面前的另一个困惑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信用受到各种环境的影响，表现形势千差万别，而对信用的测量和约束常常滞后于现实，这也是历史上货币危机的重要症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