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骋骋

  治理民间金融危机的重要一环是纠正地方政府不当定位、端正公务员角色。一方面通过行政立法规范政府职能，另一方面，严肃党纪与行政法规规范公务员纪律。地方政府定位不准、角色异化，是不可能在制度上杜绝民间金融危机的。

  有人说金融危机就和美女一样，很难给出个确切定义，但一旦碰上却能立马认出。尽管很难界定，《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还是有如下关于金融危机的定义：“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包括证券、房地产、土地等）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的、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按这个概念，最近发生在我国的股市暴跌，虽然造成众多股民损失惨重，但没有造成机构破产等事件，充其量只能叫股灾，而不是金融危机。

  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将世界上最早的金融危机上溯到1619-1623年的普鲁士铸币危机，以及1636-1637年的“郁金香热”，后者广为人知。从资本主义发展伊始，各种金融危机就频频出现，伴随着人类发展史。然而金德尔伯格对中国不着一字，似乎中国从未发生过危机。事实上，凡存在金融市场的地方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这是金融市场非理性特征决定的，我国焉能例外。与西方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不同，中国式金融危机主要是区域性民间金融风潮，具体表现为三类：一类是由于信用链断裂引发的“倒会案”，主要发生于东南沿海浙闽台一带各种“合会”盛行的地区；第二类是由于信用链断裂引发企业主跑路的民间金融风潮，主要集中于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台州和绍兴等地；第三类就是群体性事件的民间借贷危机，湖南湘西与娄底，内蒙古鄂尔多斯，河南安阳，黑龙江鹤岗等地较为典型。

  金德尔伯格梳理400年金融危机史，发现危机的发生、发展往往经历“疯狂－惊恐－崩溃（Manias－Panics－Crashes）”三个阶段。我国历次民间金融风潮几乎有着相同的生成与演化路径。所不同的是：民间金融风潮的生成基础是非法集资，受高利引诱，公众盲目跟风参与。羊群效应使这种高利集资变成全民狂欢，一旦受外部冲击，信用链瞬间崩溃，引发债务纠纷，甚至扩大后可能成为民事及刑事案件，并进一步升级为群体性事件，激发血腥事件，成为“社会骚乱”。发生于2008年湘西、2011年鄂尔多斯、2014年娄底的民间金融风潮就是典型案例，近期，作者分别去这几个地方作调研，感触颇深。

  湘西辖7县1市，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不易获得银行贷款。2000年，吉首市出台旧城改造计划，并开发乾州新区，急速扩张的城市建设催生民间借贷。在财政难以支撑的情况下，政府希望民间融资解决，因此形成了全民集资局面。包括三馆、荣昌等五大房地产公司，在政府默许下以2分甚至更高的月息向公众集资。随着房地产市场波动，融资环境恶化，非法融资难以为继。2008年6月，政府内部通知要求党政干部退出民间融资，消息传出，引起挤兑风潮，随后政府又出台一系列措施，湘西非法集资大崩盘。包括州长徐克勤在内的等一大批官员遭到处理。2011年5月，三馆公司曾成杰以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

  湖南娄底、内蒙古鄂尔多斯两地都是资源型城市，煤炭资源十分丰富，他们与湖南湘西有着类似的故事。鄂尔多斯为打造康巴什新城大兴土木，房地产业成为当地支柱产业之一，而支撑房地产业超常规发展的主要是民间融资。当地民间资金从何而来？一是丰富的煤炭资源，二是在大规模城市建设中民众获得的拆迁款。无论湖南湘西、娄底还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地方政府在民间金融危机中难辞其咎。地方政府本应承担本地区金融安全之责，但在民间金融的处理上都抱着“不出事就不成问题”的侥幸心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民间融资发展，成为民间金融风潮发生的深层原因。

  如果说以上中西部两地政府鼓励民间融资只是极端案例，那么在其他多起民间金融危机中，许多官员干脆直接或间接参与民间借贷。有的官员本身就是集资人，有的官员则将银行低息信用贷款投入民间集资，坐收高额利率差。而集资人也利用与政府官员的亲密关系扩大融资，通过邀请当地官员参加商业活动，或者猎取**代表或者委员等政治身份获得民众信任，扩大集资规模。官员直接或间接参与民间集资成为一种“政府信用信号发送机制”，使政府成为集资人手中的工具，两者形成休戚与共的利益主体。

  于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普通民众成为主要受害者。有的集资人明明知道信用链无法维持，为了保证官员的利益，采取“钓鱼式”集资，以高利率诱惑普通民众，为官员的抽资行为埋单。而在民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以行政手段直接介入，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他们采取简单、粗暴做法，在短时间内平息因借贷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甚至通过重判非法集资主角，“借头一用”以平息民愤，承担最后责任。湘西曾成杰即是突出的一例。

  足见，许多区域性民间金融危机的发生，地方政府负面角色是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一点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基于此，治理民间金融危机的重要一环就是纠正地方政府不当定位、端正公务员角色。一方面通过行政立法规范政府职能，另一方面，严肃党纪与行政法规规范公务员纪律。古人说的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地方政府定位不准、角色异化，是不可能在制度上杜绝民间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