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我国已经具备催生新工业革命的物质与技术条件，但由于我国相对内敛的文化惯性，如何在全社会形成浓郁的创新与财富氛围，无所不在的风险意识，以及相应的行政高效率，依然未能找到最优解决办法。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都是大规模创造性破坏，既需要雄厚基础研究积累的突破性表达，更离不开相关行为自觉的养成，尤其开放的心态、甘于冒险、勤劳、富有趣味性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思维方式，关键在于教育理念的根本性变革以及科研体制的突破性变革。

  中国需要催生一场“新工业革命”，这有条件有基础，这是李克强总理日前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做出的判断。而从技术路径来看，李总理已给出了相关思路，即“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的紧密结合。世人看到，经过这些年的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研发投入，我国在消费领域的“互联网+”创新已大步流星走到了世界前列，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业和制造业领域尽快形成产业和“互联网+”的整合，再结合“双创”，这就有可能在对传统制造业“智能升级”的同时，以高水准的研发和对相关核心技术的有效整合，催生出新一轮的技术与产业革命。

  毋庸置疑，现在需要有一场技术与产业革命来催生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周期，而且中国在业已开启的新一轮全球产业与技术分工中，若要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就非得在前瞻性技术研发以及产业化应用方面取得根本性突破不可，否则将很难摆脱被上游技术强国战略锁定的局面。

  我国今天已是技术研发（R&D）大国，去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2000亿美元，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2.1%。我国研发人员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国际科技论文产出数量仅次于美国。以屠呦呦为代表的本土科技人员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已得到最高层面的国际团体认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科技人员获诺贝尔奖的频率有可能越来越高。而从产业应用来看，我国在高铁、核电以及电子信息等领域已取得了世界级成就。高铁和核电已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分工以及经济外交的重量级名片。在微观市场主体的表现方面，以华为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经过这些年的技术深耕，已经跻身行业的全球最高端。2014年，华为的全球营收高达467亿美元，同比增长20.6%；净利润45亿美元，同比增长32.7%。在研发投入方面，华为去年投入了66亿美元搞技术研发，较上年增长了29.4%，占年收入的14.2%，这个比例在全球范围内也是领先的。某种程度上，华为在技术与产业化领域已经超过了昔日的偶像——爱立信，华为在手机领域的技术追赶已使苹果、三星等顶尖高手感到了压力。

  不过，华为的一枝独秀，也恰恰折射出我国同类企业的相对落寞与落后。环顾全中国，很难找出30个类似华为这样具有高强产业竞争力乃至初具产业控制力的创新型技术企业。而以BAT为代表互联网巨头尽管在不断延伸产业边界，甚至试图切割国际同行的产业版图，但就关乎中国经济升级和参与全球顶层分工角逐的视角而言，无论BAT如何卖力，如何不断圈地，都很难给中国和主要经济大国的战略竞争带来重量级筹码。换句话说，我国的互联网巨头今日所做的诸多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是从产业资本那里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或者是适当整合现有产业。我国要催生突破性的技术变迁，仍然说易行难。

  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时期，将是中国能否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关键时期。美日和欧洲迄今仍然握有相较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技术优势，而且美欧对新技术革命的准备一刻也没有停止，日本尽管在大玩“安倍经济学”，但面对索尼、松下等昔日电子巨头的衰落，日本产业与技术界加大了对前瞻性技术的投入。从日本最近几年不断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奖项的情形来看，日本在基础研究的雄厚实力依然傲视亚洲。

  主要经济体对先导性技术的倾力投入，意在寻找下一轮全球经济增长周期的内生性动力。而在这场关乎主要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的竞赛中，美国至少到目前为止依然握有较大的领先优势。美国依然领先的研发基础、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尤其难以复制的创新生态环境，亦有可能使美国在占据下一轮产业革命制高点的同时，重新切割全球分工与财富版图。

  目前，在全球10个主要技术领域每年新增专利比较中，中国仅在化学等个别领域领先于美国，而美国不仅在传统技术领域继续领先地位，而且新兴技术领域也保持着对中国的整体性优势。美国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优势，合理的税收和移民政策，加上超强的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使美国最有可能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自新经济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重新切割全球产业版图。一旦美国成功打造新的技术高边疆，结合美国力推的“两洋战略”，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将在制造业和全球贸易价值链上握有新优势，届时不仅顺势激活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又有可能再度形成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与技术优势，进而形成在新基础上对美元地位的强化。

  从催生新工业革命的物质与技术条件来看，中国已具备相关的要素基础。但任何一次大规模的技术与产业革命，既需要雄厚基础研究积累的突破性表达，更离不开相关行为自觉的养成，而创新与创富氛围的形成，尤其是开放的心态、甘于冒险、勤劳、富有趣味性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思维方式，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激活有关行为主体的创新与营商禀赋，亟须既有配套机制的脱胎换骨式改进。

  这些年来，尽管从政府到社会一直强调创新与创业，但由于我国相对内敛的文化惯性，如何在全社会形成浓郁的创新与财富氛围，无所不在的风险意识，以及相应的行政高效率，依然未能找到最优解决办法。而以央企为代表的超大型企业，如果依然偏好于规模与市场边界的扩张，显然并不利于民间创新主体经由风险资本的催生脱颖而出。

  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都是一次大规模的创造性破坏。其背后并不是简单的大当量技术研发的投入与自我否定乃至再否定基础上的最终肯定。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理念的根本性变革以及科研体制的突破性变革。或许现有大中小学的课堂格局将来都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而对创新失败的包容，对性格人才的高度重视，对产权尤其知识产权的最优先保护，并不是相关管理部门发几个文件就能立竿见影的。国人向来不缺创新的内在冲动，更不缺营商禀赋，华人科学家和华人资本在国际上的卓越表现即是明证。对我们来说，最艰巨的挑战还是脱胎换骨式的机制改革。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