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并不缺货币资产，也不缺一般消费品，但缺品质上乘的“中国制造”。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体制机制弊端，经得住结构调整的阵痛，以产业升级满足消费者在新常态下的新需求，在向国人提供更高品质“中国制造”的过程中，完成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

  □康珂

  人们通常认为，产业上游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下降会推动下游消费资料价格下降。然而，当前中国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的价格走势却呈背离趋势：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下跌，但消费资料价格依然上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自2012年3月至2014年9月已连续43个月同比下跌，但PPI长期负增长并没有传导至消费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自2009年11月以来就持续上涨。2015年以来CPI同比涨幅降至1.5%左右，加上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不少人担心中国经济将陷入通缩。事实上，中国物价水平并没有回落，CPI近五年来从未下跌，只是增长放缓而已，当前我国仍处在通胀周期。

  PPI长期负增长，而CPI却持续上涨。这似乎违背了人们的惯性思维。为什么成本下降没有拉低物价？为何CPI和PPI走势会长期背离？要回答这一谜题，先要弄清楚商品价格的决定机制。供求决定价格是经济学基本规律。供求双方哪一方对价格影响更大，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市场经济必然形成消费者主权经济。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处于强势地位，商品价格不由成本决定，而由需求决定。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痼疾。生产领域长期供过于求，必然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下降。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推出巨额经济刺激计划，虽然保证了短期经济增长，但过量投资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而在产能需求端，经历了三十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国内传统产业相对饱和，需求很难扩大，因此造成PPI持续下跌的压力。在消费领域，过去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大多数一般消费品也处于过剩状态，居民自发增长的实际消费需求很难形成拉动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动力。

  那么为什CPI还在上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市场上积累了过量货币。价格上涨不一定是有效需求增加，而可能是流动性过剩导致“过多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也就是说，过量货币带来的通胀效应抵消了供过于求带来的价格下跌效应。

  近十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以宽松为主，物价几乎一路上涨，直到进入新常态后，货币政策趋于稳健，物价涨幅才得到控制。今年三季度GDP增速降至6.9%。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央行多次降准降息，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以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但一些市场主体仍希望货币政策进一步放宽，通过释放货币刺激经济。事实上，当前经济下行不是货币总量短缺造成的，市场上货币总量已较为充裕。从货币供应量来看，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35.98万亿，同比增长13.1%，高于同期GDP增速。再看资金使用价格，不同品种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从年初到10月都在大幅下降，隔夜Shibor从3.6%降至1.9%，一个月Shibor从5.6%降至3.0%。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收益率已跌至3%左右。

  一些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到：温和通胀是有益的。其实这一观点只有在静态分析下才成立。哈耶克在他最后一本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中提出，货币量增加在最初之所以会具有普遍的刺激作用，是因为人们突然发现价格、利润都高于预期，所以会增加产出。而一旦人们形成通胀预期，普遍预料到物价会上涨，增加产出会导致较大风险，这种刺激作用就会消退。这时，货币政策就面临两难选择。为了维持温和通胀所创造出来的经济活跃程度，货币当局不得不加大货币投放，以使通胀率能压过人们的预期，由此形成通胀自我加速机制，货币不断廉价化。另外，通胀将导致生产资源投向错误方向，特别是那些只有靠货币量增加、从而不断追加投资才能维持下去的生产活动中，例如房地产。而一旦收紧货币政策，企业资金链断裂，经济就会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正是基于这一点，哈耶克深刻地指出：廉价货币是“让人上瘾的毒品”。“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是非常危险的。”

  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随着货币政策稳中趋松，经济对过量货币的依赖也变得越来越大。央行于10月23日再次宣布降准降息，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五次降准和降息。尽管央行一再强调“目前货币政策总体上仍是稳健的”，并表示下一步“货币政策将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但不能不说持续降准降息会加重经济对廉价货币的依赖，未来货币政策有可能步入两难境地。在经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一旦全面宽松货币政策被迫开启，将来经济可能陷入“衰退—刺激—再衰退”的恶性循环。对此，我们得尽早筹谋良策。

  经济增速下滑是中国经济处在新旧常态转换过程中的正常表现，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今天我们并不缺乏货币资产，也不缺乏廉价的一般消费品，但缺乏品质上乘的“中国制造”，因此，我国消费者才会不惜远渡重洋，到欧洲、美国以及日本去高价购买高档、高科技消费品。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应对经济下行的关键是对症下药：通过深化改革解决体制机制弊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解决结构性矛盾，以此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不能再靠超发货币，靠货币廉价化来延续传统粗放型增长，而要经得住结构调整的阵痛，通过调整结构、产业升级来满足消费者在新常态下的新需求，在向国人提供更高品质的“中国制造”的过程中，完成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工商银行联合培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