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

  ⊙杰 夫

  “虽然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公众对互联网的理解和学界的研究成果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因为学界研究成果缺乏传播，而是因为这种情况符合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曼纽尔·卡斯特在为《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Society and The Internet）所写的推荐序中如此判断。

  卡斯特说对了一半。从他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信息时代三部曲”到后来的《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他一直致力于用“网络社会”这一涵盖具体社会制度语境的概念去宏观描述互联网对这个时代的影响。他就像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记下的是一部气势恢宏、激动人心的互联网时代的叙事史，谱写的是一长串信息社会的“光荣与梦想”。这当然也包括《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这本文集收录了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中心关于互联网与社会的一些研究成果，讨论的主题足够宽泛，从网络的权力和影响、数字鸿沟、表达与沟通自由、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隐私和信息安全、互联网治理乃至科技趋势与不确定的未来等，几乎涉及“网络社会学”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而本书也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上理解互联网所实际扮演的社会角色。

  那么，卡斯特错的一半在哪里？他说缺乏传播，是因为这种情况符合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终究没有点明谁是既得利益者，是政府、是财团、是互联网巨头又或者是其他。反而是吴修铭（Tim Wu）在《总开关：信息帝国的兴衰变迁》中直截了当：从历史演进角度看，信息产业似总是在开放与封闭之间来回摇摆、周而复始。其“生命历程”一般为：某个人的兴趣成长为某个人的产业，从新奇小玩意儿演化为有模有样的绝妙新产品，从自由使用的公共渠道变成严密控制的企业（单个企业或同业联盟）利器。也就是说，那些“总开关”——信息业寡头们，一旦占据垄断态势，对互联网格局形成支配地位，不但会阻碍市场发展、技术创新，也会限制多元思想的自由表达，其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方面，像劳伦斯·莱斯格——被《商业周刊》称为“互联网时代的守护神”、“网络法律界最具原创思想的教授”，通过《代码》、《思想的未来》、《免费文化》等几部作品，揭穿了互联网或许从一开始就被人误解的“自由乌托邦”的幻想图景，按他的说法，代码的存在证明，网络并不是本质上可规制的，它并没有什么“本质”。代码可创造出一个自由的世界，也可创造出一个充满沉重压迫和控制的世界。“在网络空间中，某只看不见的手正在建造一种与网络空间诞生时完全相反的架构。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通过商务活动构筑一种能够实现最佳控制的架构，一种使高效规制成为可能的架构。”

  经由吴修铭、莱斯格到《网络空间独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创作者约翰·巴里·佩洛等人的智识贡献，公众越来越多认识到，霍华德·莱因戈德所谓的“虚拟空间”或威廉·吉布森笔下的“赛博空间”并不天生是民主、自由的公共领域，相反，政治权力有能力迫使互联网按自己的意愿发展，并经由新技术极大地增强“老大哥”的监控能力。公民的权利不仅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剥夺，也被大企业侵害。对这个发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制度语境下，也陆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研究成果，如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督》、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姜奇平《后现代经济：网络时代的个性化和多元化》、杨国斌与邓燕华合著的《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以及笔者的《在线革命：网络空间的权利表达与正义实现》等。如果说这些作品专业度高、学术性强，与大众认知尚存在区隔，那么，像段永超的《互联网思想十讲》，则尝试以尽可能通俗、直白的方式完成大众互联网思想（理论）的普及。

  在互联网与社会跨学科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已不满足于“互联网改变世界”的宏大叙事，人们更感兴趣的是，究竟哪些有改变，改变了什么？在马修·弗雷泽和苏米特拉·杜塔合著的《社交网络改变世界》中，他们基于文献梳理和大量引证，提出了“ISP-3D化”模型。ISP，分别是身份（Identity）、地位（Statue）和权力（Power）。他们认为ISP反映了有史以来社会组织那些不可动摇的动态机制。“所有的社会组织，第一个阶段就是身份结构，既包括个人身份，也包括集体身份。第二个阶段就是社会资本的不规则分配方式，它也导致了不同的地位和竞争优势。第三，因为社会是由分配稀缺资源和剩余资源的制度结构管理的，所以，社会资本作为各种形式，包括实体意义上和象征意义上的控制权必须得到部署。”接下来是3D化，即多元化（Disaggregation）、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和分散化（Diffusion）。至此，ISP-3D化是指社交网络引起了三种现象的突然兴起：身份日益多元化（ID）、地位日益民主化（SD），而权力则日益分散化（PD）。

  在《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中，研究者们除了广泛谈论前述各类议题，也总结出一套互联网研究经验（方法论）：跳出对技术和社会的偏见、质疑想当然的技术假设、离开具体社会制度语境的研究、不能仅从单一的互联网理论来理解——特别是后一点，在白俄罗斯人莫、科技批评作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的《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中，他就批判了当前普遍流行于互联网圈、被人云亦云浑然不知的两种错误思潮——“互联网中心主义”和“技术解决方案主义”。同样的，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这位著名的“科技界的牛虻”，《网民的狂欢：关于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数字眩晕：网络是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间谍机》的作者，在今年新出版的《互联网并非答案》（The Internet Is Not the Answer）中，便向那些视互联网为灵丹妙药的人们开火：互联网能帮助交友、能方便出行打车、能让你自拍展示漂亮的容颜，甚至能使你的工作、学习效率大大提高，但注意了，可千万别被动听的修辞和貌似理所当然、大势所趋的见地给蒙骗了。互联网巨头们在我们上网时获取信息，了解我们的身份、喜好、习惯等，而一大批不知真相的网民如同农奴一般，自愿生活在“电子全景监控”的环境中。

  所以，马克·格雷厄姆——《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主编之一，写下了以下这段话：“对于有兴趣理解互联网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读者，本书不仅仅是抛砖引玉。书中的很多研究在回答一些问题时，又提出新的问题。理解了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解决政策实践的主要问题，从而抑制互联网的破坏潜力、避免互联网社会的实际风险。”没错，就本书阅读价值而言，在了解世界一流的互联网与社会智库最新的研究方向和成果外，也再次点醒人们思考，正如理查德·斯皮内洛某部作品的标题：“铁笼，还是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