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权利·差别原则
·社会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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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市场是公平的》
⊙胡飞雪
美国著名自由意志论者约翰·托马西在《市场是公平的》这样描述自由市场公平论：它鼓励每个阶层的公民都参与建设对所有人都愈加美好、愈加富裕、愈加完善的世界的事业中去。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共享的追求是有关机会。对个人机会甚于集团的强调，并不等于拒绝社会正义，而是对实现那种理想的一种解释。不妨就叫它美式社会正义。
而笔者读了《市场是公平的》后，觉得任一有开阔思想视界的人未必想把自由市场公平仅仅称作美式社会正义，因为自由市场公平论所阐发、展示的思想境界无远弗届、无所不包。而这些都是兼容并包的目标追求，恰与自由市场公平论的主旨相合。
细读全书，我以为托马西的如下见解、观点值得世人含咀、珍视、践行：
在第一章“古典自由主义”中，托马西重点描述古典自由主义观念的代表哈耶克。读完作者对哈耶克思想的评介，各位当会豁然开朗，明白为什么是西方引领、塑造了300年来的全球化新潮流，为什么是英美最早创建了发明专利制度。哈耶克主张，自由意味着个人运用知识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知识是哈耶克的核心论题：“理性经济秩序问题的特殊性主要取决于如下的事实：我们亟须掌握的关于经济状况的知识从来都不是以完整集中的形式存在的，它们掌握在分立的个人手中，支离破碎且常常相互矛盾。”由于知识的这种特性，哈耶克认为想要营造出一种社会状况，让人人有最佳的机会利用自己的知识达到目标，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护私人财产。因为，“文明的生成就是始于个人能够利用自己知识范围之外的更多知识来突破无知的藩篱”。哈耶克还对保护自由与达致经济效率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做了相当有洞见的阐述，社会的经济问题是“如何确保社会的每个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得到最优使用，将其用于相对重要性仅仅为个人所知的目的”。财产的规则是一种工具，使个人能充分利用仅为他自己所知的局部知识，因此也就在最大限度上提高了人们在实现自身目标时正确利用资源的几率。财产规则给需要的人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使他们能利用自己的知识追求目标而无需与他人冲突。哈耶克将财产描述为“迄今为止文明发现的能够在实现自由的同时不起冲突的唯一解决方法”。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眼中，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在根本上是融为一体的。
世事就这么奇异。哈耶克基于财产的古典自由主义市场平等观开花于欧洲大陆，却在美洲结出硕果，启发美国人建立了他们的商业共和国。而出现于美洲大陆的罗尔斯的更强调抽象价值平等的高级自由主义，却先在欧洲大陆遍地开花，英、法、德的社会主义构件都很发达。罗尔斯在其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阐发的高级自由主义理念是这样的：社会合作体系只有在其能促进所有合作者的生活水平时才是正义的。更准确地说，一套制度安排在保护一系列基本权利、自由的前提下，只有在帮助人们制造善品与机会的过程中能惠及每个社会阶层的成员时，才能被称作是正义的。并且，如果摆在我们面前有两套照顾最不利群体利益的制度安排，正义会要求我们选择能为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一套。根据这种“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正义要求我们想办法去求得最底层民众利益的最大化。
读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误解，以为罗尔斯在宣扬民粹主义，其实不然。事实上，罗尔斯在强调照顾底层弱势群体的同时，还为精英群体鼓与呼。罗尔斯说，社会正义的分配层面强调所有阶层的公民都要得到社会尊重，并不是要求铲平任何阶层的优势。事实上，对社会正义的承诺会引导我们创造制度条件，让处于最不利处境的公民能与那些天赋能力最为出色的同胞们（如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企业管理天才，或像J·K·罗琳这样的作家、汤姆·布雷迪或威尔特·张伯伦这类顶级运动员）一同享受生活。一个阻挠这些精英们运用天赋的社会将是贫瘠的社会。在正义的社会中，人们的天赋与抱负的运用整体上将使那些最少受惠者的生活都变得丰富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每个公民都将把他人当作一项伟大事业中生理上相区隔但道德上平等的参与者。他们清楚自己身处的社会基本制度是以充分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方式来安排的。在这个意义上，照罗尔斯的话来说，公民们“分享着彼此的命运”。
或许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人类正走在全球化的大路上，地球村里的每个人同呼吸、共命运，已处在同一条船上。不过，全球化并不因此而放缓向前走的脚步，不管这条路要走多远、走多久。所以，罗尔斯提出高级自由主义理念说是合乎世界发展潮流的。
然而，理念虽然美丽，现实却很骨感。托马西深知这一点，要让美丽的花结出丰硕的果就不能不面对现实。现实异常多样，且反复善变。美国关于房地产税的争论就凸显了这些问题的道德纬度。美国在20世纪一直有个针对富人地产的特殊税种。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期间，民众呼吁废除这种“死亡税”的呼声高涨。为了封杀这一废税运动，左派政客们求助于撩拨起人们的自利心理。他们说，这些税只向社会总人口中最富有的1%至2%的人征收。然而令他们惊讶的是，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依然继续反对这个税种，并最终导致其被废除。这似与21世纪之初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诉求相背离。在英国，提出“考虑无法想象的事情”这一口号的弗兰克·菲尔德认为，尽管这个口号反响很好，但若要为他的新工党同胞们给出更为准确的描述，“考虑可行之事”（think the workable）更为恰当。工党原来的政治纲领是否认私人经济自由重要性的，但在英国工人阶级中的工党选民们日渐珍视私人经济自由的潮流下，工党领袖们面临要么失势要么改变政党纲领的选择。新工党看重的是实际政治意义上的可行性，也就是选举上台执政，而不去纠缠于哲学家所构建的永恒与真实。
哲学家的理论与政客和一般民众的选择哪个更有道理呢？托马西的看法是审慎的。他说：政治哲学的结论通常建立在关于人生中可能出现的不同种类经历之相对道德价值的假设之上。例如，在决定基本自由的清单中哪些需要保留哪些需要排除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不可避免要对公民、政治、经济等不同活动与体验方面的相对道德重要性做出总体判断。但是，哲学家们所受的整合道德概念训练并没有给专业哲学家关于这些问题所做的实质性道德判断以任何优势。事实上，在多数道德判断上，一般良好公民的看法与一般哲学教授的看法同样可靠，有时甚至更好一些。哲学家倒是有必要回头去检查他们的道德假设。罗尔斯已于2002年去世，他关于英美现存财产制度“充斥着严重的不公正”的说辞，只能留待人们去检查厘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