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制造”是怎么退出历史核心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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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60年代起，在“去工业化”战略下，英国是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中唯一制造业产出增速低于其他产品与服务产出增速的国家，制造业设备投资、培训与研发投入最为严重不足的国家之一，而且制造业产出下降速率与幅度、吸纳劳动就业比例与下降幅度最大。
在大英帝国让出世界头把交椅半个多世纪后，尤其随着二战结束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无论占全球制造业比重，还是在本国GDP中的份额，吸纳的就业比例，以及品牌等各个方面，“英国制造”随同帝国退出了历史核心舞台，不仅与美国，也与德国、日本等OECD主要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以致世人再也不能脱口说出当今世界上哪种主导性产品是“英国制造”。
有两位学者Michael.Kitson 与Jonathan.Michie在分析英国制造业大滑落的政策性原因时，将矛头指向了货币与工业政策：“过去30多年（上世纪60到90年代）英国宏观经济政策一再导致汇率高估与高利率，这两者均打击了制造业。与此同时，工业政策一直是无效的，几乎没有将公共部门作为一种现代性力量加以运用。”两位学者认为，自上世纪60年代起，历届英国政府，特别是撒切尔夫人，经济政策目标过于关注诸如通胀率和利率等名义指标，而不是就业率和产出等实体经济变量。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导致的经济滞胀性衰退后，英国跟在美国后面，一味将抑制通胀作为主要目标。在“新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的一套自由化政策中，将建设一个所谓更有弹性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作为主要任务，这实际上就是打击和缩减工会力量，削弱劳工阶层的整体谈判能力。这不仅降低了企业对劳工的薪酬支出，也大大降低了对在职雇员的技能培训支出。同时，高估的汇率和高利率又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能力，使制造业企业对培训支出更加没有热情与能力。这形成了恶性循环。时间一长，英国经济的技能基础受到极大削弱。
无论是投在制造业设备上的还是研发方面，英国企业资本支出能力与水平不断下降。在一味“小政府”和限制政府支出的约束下，大量失业人员得不到来自政府的再就业培训支持。如此，怎么会有真正的创新和生产率提升呢？又怎么不在各国竞争中败下阵来呢？
两位学者的分析没有遵循一般新古典经济分析范式。企业面临的环境并不是充分竞争的，价格并非时时处处都是有效的。他们认为，产品质量和良好的消费者客户关系才是竞争力的关键。
这两位学者对英国政府在上世纪最后近40年里的“去工业化”深表惋惜。他们引用比较数据说明，在所有主要工业化发达国家中，英国是唯一制造业产出增速低于其他产品与服务产出增速的国家，也是制造业产出下降速率与幅度、吸纳劳动就业比例与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制造业设备投资、培训与研发投入最为严重不足的国家之一。从1983年英国制造业部门对外进出口不再有盈余后，一直到两位学者考察的1999年便一直是赤字，其国际竞争力江河日下。他们同意其他学者所总结的：制造业产出的相对下降只是“英国的独有现象”。
不错，撒切尔夫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政策，使制造业生产率有一定提高。然而，且不说英国这一指标表现仍逊色于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即便这种增长所带来的收益，也主要被用于增加利润，而不是用于降低价格；增加的利润主要被用于股息分红支付，而不是投资。如果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收益主要用于降低产出价格和投资，则将有助于扩大市场份额和产出，进而扩大就业，增强投资与研发投入，这将会巩固与增强经济基础。遗憾的是，过于注重降低成本和提高股东利润，导致英国制造业净投入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路下滑到90年代的负数，制造业就业吸纳水平也一再下降。所有这些现象难以用服务业状况（特别是人们关心的替代效应）得到解释，因为就在制造业就业水平大大下降的同时，整个国家总体失业率也在上升。这都与德国、日本、美国同时期的情况形成了较大反差，致使对外贸易不断恶化，就业与收入水平不断下降，研发创新与技术进步能力几近丧失，经济基础不断遭到侵蚀，经济增长越来越乏力，长期增长潜力受到削弱。
由此，人们看到，1950年时英国还是欧洲第二富有的经济体，到了1973就滑落到第七位，1992年跌落到第十一位；1950年至1973年间，在欧洲16个经济体中，英国经济增长率最低；当所有这些经济体1973年至1992年间增长率均下降时，英国并列排在第12位。
英国的这段历史表明，“去工业化”无论何时都是值得特别慎重甚至警惕的提法，更不用说去做。中国这样的大型发展中经济体，更应远离这样的意识与想法。尽管“无工不富”似乎听上去有些老套与庸俗，但迄今的经济史还尚未证明这一说法不正确或不应受到重视。
仍处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正在大力推进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以提高产品质量和研发生产出更适合消费者需要的制造业产品，强调研发与科技投入的创新战略，确定“中国制造”不断升级的一个个阶段性目标，稳固并不断提升制造业产出规模、质量和竞争能力，加大在职培训与再就业培训的公共和私人支出，促进职业技能教育，不断巩固与增强国民经济的技能基础，维护与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所有这些，对确保整个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增长与发展，都是十分明智的。对此，应长期坚定坚持，不能有任何松懈与偏离。（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