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市场经济理论寻找道德伦理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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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道德博弈：爱和繁荣究竟从何而来》
⊙曾靖皓
经济学上对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了，尤其经济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对“经济人”的阐释，更已成了对这一假设的经典描述。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人会尊崇理性基于自身的利益在经济活动中作出选择，这不仅是后来很多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基础，也为成了大众的经济常识。
但是，人在经济行为中是“理性自利”的观点把“人”置于“不道德”的地位，人们又实难接受。斯密将这种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利己心”视为人类的本能要求，是人类的天性，并且只有在“理性自利”的情况下，个体才会在兼顾自身欲求的同时为经济发展乃至人类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所以，很多研究亚当·斯密的学者搬出他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来挽回人的自私形象。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详细论证了移情也就是同情心是如何构建起人类的道德良心的。有些学者认为，在《道德情操论》里，同情心是一种“利他主义”表达，与“理性经济人”对人性的定义是矛盾的，从而产生了著名的“斯密难题”。也有学者认为，“斯密难题”是个假命题，同情心既不表示利他，更不可能利己，而是对人“理性自利”的自我约束，利己与同情心应是统一的，从而达到道德上的“合宜”状态，使得人在利己的同时能更好地为他人提供产品和服务。不管是哪种观点，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人们总希望在经济行为中发现人道德的一面，至于是否利他并不重要，只要不完全是利己就行了，这至少让“理性经济人”不再是一种赤裸裸的自私形象，进而为市场经济理论在道德伦理上找到了合适的落脚点。
这种道德创见争论了这么多年，却始终没能从根本上抹去人性自私的尴尬，诸如安·兰德这样的后来者干脆直截了当地指出利己就是“德性”，人根本不用为在经济行为中挣名逐利而感到羞耻，利他主义不过是一种虚伪，最终带来的只有粉饰与痛苦。这种激进的观点，在诸如美国这样信奉自由市场的国度至今仍有很强的影响力。
现在，美国克莱蒙特大学经济心理学教授、神经经济学家保罗·扎克研究把神经科学和经济学这两个看似无关的研究领域联结在了一起的研究证明，人类天性善良不再是一种理论假设，而是有实实在在的生物学证据的。人在经济行为中压根就不可能是“理性自利”的，或者完全自私的，他们实在比学者想象的更加道德。
人为什么会表现得道德，是哪一种生物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促成这种生物现象的出现从而让人们表现得更道德一点，又是哪种生物因素阻碍了道德现象的出现，道德现象与市场经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不是如古典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只有“理性自利”才是最合理的？在保罗·扎克的《道德博弈》中，道德哲学中古老的“人性善恶”命题在人大脑和血液中的“化学信使”身上得到了一种全新的解答：人类身上体现出的慷慨仁慈与冷酷残忍的矛盾行为其实并非天生而致，也不会毫无缘由地改变或消失，这种行为来源于人对自身体内两种化学物质的适应性反应，即催产素和睾丸素。人们会“调节影响身心的这两种激素，而慷慨、善良和守信是截至目前人们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最好的选择。”
保罗·扎克的理论并不复杂。他在研究中偶然发现，人体中的催产素与无私的利他行为有着相关性。他在分析了大量的血液样本后得知，当人们做了好事之后，其血液中的催产素含量会显著升高。那反过来催产素的升高是不是会引发人们做出更道德的行为呢？还是它只是道德行为在生理上的一个副产品？顺着这个思路，他设计了一个信任博弈试验：把试验者分成两组，给A组的人一笔钱，告诉他们如果将钱分享一部分给B组的人，很可能他们会回馈一部分钱给你，然后告诉B组的人，如果得到A组人员的馈赠，他将获得三倍于馈赠数额的金钱。显然，在这个实验中，如果两组相互信任，资金池会持续增加，双方都会获益，收益的多少与A组的馈赠和B组的回馈成正比，也就是与信任度成正比。经过试验，扎克发现，人们的信任度和无私程度都比较稳定，但是当他给A组试验人员注射了催产素之后，试验结果发生了变化，A组的馈赠率明显上升，也就是说他们更信任B组的人会回馈他们，而且馈赠幅度也相应提升，他们表现得更为慷慨和利他。相应的，B组的人在得到A组更多的馈赠后，对A组人员的无私度也大大提高了，回馈了更多金钱，两组人员的平均收益都增加了不少。事后，扎克再次抽样分析参加试验人员的血液，发现催产素的含量都远高于平常。
通过反复试验，扎克得到的结果非常稳定：提高催产素在人体血液中的含量是引起人们更为道德和利他的原因，两者不仅仅是相关联。那么，人体内的激素很多，是不是就一定是催产素呢？会不会它只是伴生物而不是直接原因呢？为此，扎克测量和分析了在试验中对最有可能的九种激素，发现人类的道德行为只对催产素发生反应，而诸如睾丸素之类的激素则会增加人类的暴力倾向和不信任行为。扎克以一群小伙子为对象做了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发现涂抹了睾丸素的小伙子在博弈时的慷慨程度下降了27%。他由此推断出睾丸素水平越高便会对催产素抑制得越厉害，移情作用不足则阻止人们产生关爱和同情，导致人们更具有攻击性。
由于催产素并不只是孕妇身上才有的东西，而是广泛存在于所有人体内，扎克因此认为，“被我们现在称为‘道德’的东西并不是某种文明的产物，也不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捏造之物，它实际上是与我们维系基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东西。”由此延伸开来，“理性自利”就不可能是人的天性，也不可能是经济行为中的最合理选择。因为，道德这种东西早已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并且时刻会反映在我们的每一种行为中。我们不仅不自私，很多时候还是道德的经济人。
在实验的基础上，保罗·扎克进一步发现了催产素这种道德分子是在人类行为中发生作用的模式，他称之为“催产素的良性循环”。首先，催产素升高会激发人类更多的同情心，也就是移情，移情会让我们更关注他者的感受，产生感同身受的心理作用，促使我们产生信任和利他的行为，而信任和利他行为又会让人体产生更多的催产素，这便是“催产素－繁荣循环”：催产素→移情→道德→信任→繁荣→催产素，一个道德的良性循环由此形成。
那么，如此说来，是不是我们该给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事先来上一针呢？显然不需要，扎克发现，信任其实是产生催产素的最佳途径，在一个相互信任度很高的社会，人们很容易获得催产素，哪怕一个拥抱也会提升人体催产素的水平。所以，“催产素的良性循环”会转化为“繁荣的良性循环”，高信任度带会提升催产素水平，从而提升社会总体的道德水准，有效减少市场欺诈和过度的自利行为，提升市场交易的效率和收益，进而促进经济繁荣，而繁荣的市场又会反过来为信任社会提供条件。
人类作为社会性的动物离不开人际交往，而信任则是维系可持续的人际交往状态的关键要素。保罗·扎克的实验点明了催产素这个“道德分子”与爱、信任之间的关系：“若要实现长期繁荣，任何市场、企业或社会都需要建立公平、清晰和强制执行的交换规则，以此维持信任、催产素的释放和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这不仅能使市场更崇尚道德，还可以使其运转得更有效率，从而创造可持续的繁荣。”所以，在他看来，与其靠其他方式去艰难地去塑造一个道德社会，不如增加人们的交流，构建一个信任度高的市场，这样会自然激发人类的道德分子，去追求失落已久的美德。那些困扰经济学人的道德问题或将自然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