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是关乎每个人的重要课题

□阚雷

■由于供给侧改革是一项长期渐进的工作，中国制造业也将进入一个改革的新常态，其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从内需向内供转型、从规模化向定制化转型、从制造工业向服务工业转型、从资本主导向人才主导转型。

■在供给侧改革推进过程中，人力密集型的服务业会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主流，人的能力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会逐渐高于资本。

供给侧改革的本质

供给侧的源头，其实是19世纪初期法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萨伊定律”，他认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出等量的需求。

举例说明，如果经济体中只有一家企业，满负荷运转可以生产出100万元的产品，假设产品能够全部销售出去，企业的收入为100万元，100万元的收入产生100万元的需求，正好又对应了100万元的产品，这就是供给创造需求。

而进入20世纪，凯恩斯经济学兴起，他们认为供给没有完全转化为需求。凯恩斯主义认为，供给为100万元时，消费需求可能只有50万元，另外50万元就要作为储蓄沉淀在金融体系中。虽然银行可以利用信贷将沉淀资金借给企业，产生投资需求，但是市场经济中没有天然的机制保证投资正好等于储蓄。如果当投资低于储蓄，比如只有30万元时，社会的总需求就是80万元，企业虽然有100万元的生产能力，但是受需求所限，只能销售80万元的产品。

所以，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供给，应该增加政府开支，由中央银行放松银根，刺激企业投资，双管齐下，通过宏观调控拉动需求，使企业充分生产直至100万元。

过去，我们的宏观调控一直是通过不断地投资，拉动需求，保持经济增长，其实就是凯恩斯经济学下的宏观调控。但是问题在于，凯恩斯经济学是一个短期经济模型，并不适用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凯恩斯并没有考虑到政府投资的结构性后果，财政开支通常会向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倾斜，央行减息降低资金成本，同样鼓励的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型制造业投资。所以，凯恩斯主义总体上有利于钢铁、水泥、建材、能源、机械制造这些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利润和工资收入会高速增长，而劳动力密集的服务业和轻工业必然会落在后面，工资的增长低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社会的就业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资本轻劳动的生产结构会导致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资本收益和政府税收比重不断上升。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主要都用于再投资，其结果就是居民消费需求跟不上投资新增的产能，过剩产能就会越来越严重。

因此，过剩产能不是因为总需求不足，而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政策人为地压低资金成本，扭曲了需求结构，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打了个结，导致投资过旺，带来产能的畸形扩张。

同时由于投资回报率是递减的，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出台经济刺激措施，而且一次比一次刺激强烈。这种经济刺激带来大量的举债，使金融杠杆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大，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结构的症结。

供给侧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恶性循环。它的本质就是降低资本投入的增量，扩大劳动力增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量，也就是今天党中央所说的“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下一轮中国经济靠什么产业来支撑

其实，按照国民收入来看，中国结构性经济拐点本来应该发生在2008年。但是，当时因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了稳增长保就业，我们被迫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这导致我们一定程度上错过了经济转型的最好时机。所以，政府此后为了推进经济转型，进行了多次尝试，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从2012年到2013年中，以扩张需求为主，延续了过去的需求侧刺激政策，比较突出的就是城镇化改革，通过把农业人口变成工业人口，创造新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第二个阶段是从2013年中到2014年初，此时在需求端采取了偏紧的态度，收紧流动性，打击虚假贸易。

第三个阶段是从2014年初到现在，中央采取了适度扩大需求+供给侧改革的宏观经济政策，降准降息+政策性金融双管齐下。供给侧和需求侧是一个长短期的关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短期问题，为经济托底，稳增长；而供给侧改革解决长期问题，调整结构，促进转型升级。具体措施层面上，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过去我们对于过剩行业的扶持和保护挤占了社会资源，阻碍了市场的正常价值流动，使有需求的部门获得资源的成本上升，导致劳动力成本和融资成本的上升。如今进行结构调整，必须重视这种挤出效应，因此去产能主要是针对过剩的制造业、去库存针对房地产市场、去杠杆针对地方和企业债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关停大量的僵尸企业，主要是那些长期依靠政府输血的国有企业。这意味着短期内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但是只要把原来要输血给僵尸企业的资金，用来促进从业者的重新就业，这个阵痛就长期而言是有价值的。

降成本主要通过减税和简政放权来实现。其实中国工业与国际接轨程度很高，主要扭曲在于上游企业，比如电力、电信以及一些生产要素处于高度管制和事实上垄断的行业，由此对工业部门产生负面影响。也就是说，过去我们的生产要素中，只有人力资本是完全放开的，而土地、资本等诸多要素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这种垄断造成的价格扭曲使得中国制造的成本高于国外同行业，也就因此使得中国制造业难以做到物美价廉，也树立不起工匠精神。所以，中央多次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消除价格扭曲”。

补短板是要我们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从国际经验来看，低收入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导，中等收入国家经济以工业为主导，高收入国家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导。而在从工业为主导进入服务业为主导的过程中，很多国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以前有竞争力的产业都不行了，而下一个阶段的产业还没有形成。所以，下一轮中国经济依靠什么产业来支撑，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供给侧改革对工业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明白，从工业国家向服务业国家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因为制造业不重要，而是因为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快于服务业，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制造业的成本和占比会自然地不断下降。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一半的生产力用于生产汽车，另一半用于汽车的周边服务业。一百年后，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只需要不到1%的劳动力去生产汽车，剩余的劳动力都要围绕汽车的周边服务业进行就业，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自然地从工业为主导过渡到服务业为主导。但有个前提是，占比很小的制造业创造了足以支撑庞大服务业的物质财富，这代表着劳动生产率很高的一种状态。所以，从工业转向服务业并不意味着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而是意味着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制造业要经历一次全面的转型升级。

由于供给侧改革是一项长期渐进的工作，中国制造业也将进入一个改革的新常态，其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从内需向内供转型。

自2008年起，我国的出口受到较大影响，开始重视扩大内需。但是由于国内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重工业领域，人民生活需要的轻工业品和高质量产品的供应反而不足，大量中产阶层去海外购买奢侈品，甚至连马桶盖都要到国外购买。这些旺盛的需求并没有转化为国内的生产力，也就不能给经济增长带来动力。

所以，在供给侧改革的新常态下，我们要从扩大内需转向扩大内供，大幅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国内制造业对本土需求升级的供应能力。只有国内制造业的供给能够有效地匹配内部需求，才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完成制造业的升级。

其次是从规模化向定制化转型。

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都认为它能够增加信息传递的效率，使社会变得更加均质化。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运行之后，我们突然发现结果正好相反，互联网使得相似价值观的人们能够更容易地结成一个个社群，并且用一个信息蚕茧将自己包裹起来，不与社群外接触。同时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促使各类新媒体崛起，让每个人接触的传媒都完全不同，而传媒不同就会导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变得越来越割裂。

断裂的社会中，消费者的需求变得越来越个性化，这就是市场4.0。与之对应的，制造企业也必须能够通过数字化工厂增强生产的柔性，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定制化生产，也就是所谓工业4.0。工业4.0的背后，就是市场4.0的兴起，未来中国制造业都必须从规模经济转变为范围经济，以匹配大规模定制化的生产方式。

第三是从制造工业向服务工业转型。

就新一轮的工业革命来看，我们绝不能忽视工业互联网强调的关键词：服务化。

服务化这个词看起来并不新鲜，但在时下却具有独特的意义。如果说社会发展遵循从农业化往工业化再到信息化的模式，那么信息化之后呢？或者这个问题应该变成：各行各业信息化后为了什么？有人说现在我们正处于“后工业化时代”，也有人说我们正处在“大互联网时代”。如果能让我给个定义的话，我会定义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服务化”的时代。

服务化时代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一切技术的革新与升级都是为了人类能有更好的体验。医疗行业是这样，金融行业是这样，零售行业是这样，当然，对于制造业甚至整个工业也应该是这样。

第四是从资本主导向人才主导转型。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一直采取需求侧分析的调控政策，以刺激政策维持经济的增长。而这些享受货币政策的企业大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比如钢铁、建材等，由于这些行业能够低成本地获得资金并享受投资需求的拉动，它的从业者收入往往比人力密集型的服务业要高，这就使得整个中国制造业的文化中重视资本、轻视人才的现象严重。

在供给侧改革推进过程中，人力密集型的服务业会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主流，人的能力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会逐渐高于资本，所以整个制造业文化也将出现一次重大的变革，我将其命名为“中国制造文艺复兴”。经过这次变革，人才在制造业的地位将空前提高，而整个制造业也将借助人才的力量完成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彻底转型。

因此，供给侧改革能否持续深入有效地推进，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课题。让我们共同努力，实现中国制造的强国梦。

（作者系资深风险工业家、水月创投联席董事、工业4.0创新研究中心顾问、中华海归青年协会创投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