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今全球两股巨大的权力转移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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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约瑟夫·奈《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潘启雯
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美国人，他觉得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他可能会描绘出一幅“比前几年要黯然失色的画面”。早在2014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就发现，只有28%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独占鳌头”。2011年的数据是38%。仅仅相隔3年，这个数字就下降了10个百分点。也许，这正像马克·吐温的那句调侃名言：“关于我死亡的报道已经被大大夸大了。”
那么，“美国世纪”真的黯淡或结束了吗？“软实力之父”、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约瑟夫·奈在《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中说，对此持有疑问的不光是美国人。但他并不像数据调查中的被调查者那样悲观，因为，单从经济角度出发考量一国实力，远不能做出审慎明智的判断。
美国人担心衰落有很长历史了
创办《时代周刊》、《财富》与《生活》三大杂志的亨利·卢斯在1941年发表了题为“美国世纪”的社论，激励民众和政府支持美国在全球扮演领导角色。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国际主义者之一，亨利·卢斯对“美国世纪”的愿景标志着在美国外交政策思维中国际主义完胜孤立主义。他对美国使用其实力塑造并领导国际体系的呼吁，在“冷战时期”及之后产生了持久影响。
根据约瑟夫·奈的解释，构成一个国家实力的要素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软实力三方面。前两者是硬实力，软实力则是指国家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三者的结构性效果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奉此三元素为圭臬，在“美国世纪的创建”这个章节中，他追溯了从1941年卢斯的“美国世纪”成为热点到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历史，考察了“美国世纪”从起始至其顶峰的进程。
正所谓盛极而衰，历史上的强国无一能逃脱这一困局。一位“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描绘了荷兰霸权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得以巩固，随之在1650年开始衰落；英国的霸权起步于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19世纪末渐渐衰落；美国的霸权始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并于1967年起衰落。这两种分析方法都以世界大战作为美国世纪的开始，但都将周期性“回归常规”的1945年至1970年美国在世界产量中份额的下降曲解成了长期趋势。约瑟夫·奈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无法解释：假设美国在衰落，那又如何在20世纪末成了世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不过，约瑟夫·奈的研究也表明：美国人担心他们的衰落是有着很长的历史的。在17世纪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建立后不久，一些清教徒就开始感叹早期美德的衰败。在18世纪，美国的建国者专注于罗马的历史，担心新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衰落。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在19世纪曾说过，如果你只听美国老百姓的话，那么美国总是“被压抑着，始终停滞不前，始终处在一个令人担忧的危机之中，从来没有好的事情”。
约瑟夫·奈还援引了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美国20世纪后期衰落的五个阶段：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60年代后期尼克松总统宣布多极化之后；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70年代末苏联的扩张之后；80年代后期里根总统的财政和贸易赤字爆发之后。到了21世纪，还必须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之后的时期。根据2002年的“皮尤研究中心”民调，5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比十年前更重要、更强大了，而只有17%的人表示了相反的看法。但到了2013年，两个数字反了过来。正如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法洛斯所指出的那样：只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成为全球大国，美国“衰落”说才常常论及落后于别人，即与他人有了对比。而在此之前，“衰落意味着未能实现期望——上帝的，国父们的，后人的——或是美国在过去的伟大日子里所有的旧时美德”。
由此，约瑟夫·奈总结说，美国的衰落更多与流行的心理感受有关，而并不出自地缘政治分析，但这也显示出衰落的想法如何触碰了美国政治的痛处。“这个问题导致了党派政治日常游戏中无以数计的指责和辩解。正如亨廷顿所认为的那样，如果这种触痛只促发了为改进而自我纠错的努力，将无碍大事。但有时这种对衰落的焦虑可能会导致有害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反过来，像2002年那样妄自尊大的时期会由于过度延伸的政策而造成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那样的伤害。总之，对美国实力的估计无论是轻描淡写还是夸大其词都不是好事。”
“信息熵时代”
将如何挑战“美国世纪”？
作为全球信息革命的结果，21世纪正发生着两个巨大的权力转移：国家之间从西向东的权力转移和从政府到非国家行为体的实力扩散。
据约瑟夫·奈分析，第一种转移——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可能不会在未来的30年里结束美国在全球均势中的核心地位。与此同时，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从政府到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扩散把一些诸如金融稳定、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流行病这样的跨国问题提上了全球议程，而这种趋势往往会削弱各国政府的应对能力——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成功地解决这些跨国难题，哪怕超级大国也须与他人合作。
约瑟夫·奈还有新的发现：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崩溃后，在全球信息时代，权力分布成了个复杂的类似于三维国际象棋比赛模式：最上面的棋盘，军事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极的，而美国很可能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其首要地位。中间的棋盘，国家间经济实力的多极化已逾十年，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是主要参与国，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底部的棋盘中是政府控制之外的跨国关系领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所采取的不同行动，如银行间的电子化资金转移、恐怖分子的武器转移、黑客对网络安全的威胁、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等。在这个底部的棋盘上，实力被大范围扩散了，谈论单极、多极或霸权没有意义。其中许多问题都无法轻易用军事方案解决，合作将变得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平行网络和有实力的个人将给所有的政府制造麻烦，世界正由此变得越来越复杂，“熵增定律即意味着宇宙中的秩序正被越来越多的无序无情地取代着”。假设未来的相关模式将不是大国冲突或争斗，而是“信息熵”，对“谁将成为下一个？”的回答是“没有人”。虽然这个回答过于简单，但它确实显示了可能不会终结“美国世纪”的重要趋势，但肯定会改变“美国世纪”。
对此，约瑟夫·奈理性地看到：将当代世界政治视作“信息熵时代”或“实力的终结”也许过于简单化了，但对所有参与者来说控制将变得更困难。这也意味着世界政治将不再是政府的唯一拥有。个人和私营组织——从维基解密，到企业公司，到非政府组织，到恐怖分子，再到自发的社会运动，都有能力在世界政治中直接发挥作用。“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政治正以某种方式在改变着，这意味着美国将无法通过单独行动来实现其众多的国际目标。例如，国际金融稳定对美国人的富足至关重要，但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来确保它的实现。全球气候变化将影响生活质量，但美国人不可能单独处理好这个问题。在一个边界对从毒品到传染病到恐怖主义等形形色色的东西漏洞正变得越来越多的世界里，各国必须使用软实力来发展互利，建立体制来应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
由此，在许多跨国问题上，为他人提供协助可使美国实现自身的目标。当然，如何领导这样一个世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让每个国家都参与进来并仍可一起行动。对此，美国在激励体制发展和组织非正式网络上的作用仍至关重要。即使在其所占资源的主导地位已被削弱的若干问题上，美国仍是全球集体行动的关键，这在贸易和不扩散核武器两个重要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也许“美国世纪”还将在美国置身于实力平衡的核心地位和产生公共物品的领导地位的意义上继续，但这与亨利·卢斯第一次阐述或描绘的愿景或许会有很大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