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汇率政策的
正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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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货币政治：汇率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黄 涛
自2003年前后起，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盛。与此同时，国内围绕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水平也展开了争论。支持的一方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助于逐渐消弭国际收支失衡，缓解国内通胀压力，倒逼出口企业转型升级，减轻由此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而要让人民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升值，首先应改革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反对方则提出，人民币升值可能会重创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汇率随着市场力量波动也会显著增加参与国际经贸往来的国内主体的汇率风险敞口，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债务和银行危机。并且，固定汇率不仅不是通胀的根源，相反由于承诺盯住国际主导货币，往往能提升央行的信誉，有助于抑制通胀。因此，他们坚持至少在中期应维持现有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水平不变。
从事后来看，争辩双方都有小胜，也可说都没有胜。因为从后续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情况看，人民币走的是“第三条道路”：既没有像之前那样继续盯住单一美元，也没有完全根据市场供求力量自由浮动；既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显著增加汇率弹性，又坚持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强调汇率水平必须有管理；既允许对美元汇率有一定幅度的升值，又时刻确保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从经济学角度看，“第三条道路”未必最优，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却很可能是合理的。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A. Frieden）在《货币政治》中所提出的，无论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无论强势货币还是弱势货币，都各有长处和不足。一国可以在固定或浮动汇率制度下（或在强势或弱势货币条件下）繁荣发展或停滞不前。并且，固定汇率总是能维持的，只不过调整的压力转到了国内的工资和价格水平上。
尽管如此，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汇率政策时始终面临着艰难抉择。根据“不可能三角”，金融开放的经济体要在固定汇率带来的货币稳定和浮动汇率带来的政策灵活性之间权衡。固定汇率规避了大部分甚至所有跨境交易的外汇风险，并且可使本国通胀水平与贸易伙伴国大体一致，但这种一致是以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为代价的。同样，汇率水平的选择要在购买力和竞争力之间权衡。强势货币能提升国内居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一国的购买力，但也使国内生产商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更难与外国生产商竞争。
因此，不像贸易政策有明确和公认的福利基准（自由贸易是最优策略），汇率政策没有类似的基准。并且，汇率政策的变动，总是有明确的受益方和受损方。具体而言，当汇率制度由固定转向浮动时，严重依赖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经济主体，如复杂工业制成品出口商、跨国公司、国际银行和外币债务人等，由于风险敞口增加，通常会受损，而那些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经济主体则可能受益。当汇率水平由升转降时，贸易品生产商可能受益，但非贸易品生产商和消费者通常会受损。
经济开放度和汇率传递效应，使汇率政策变动的影响更加复杂。对于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并没有多少意义。相反，高度开放的经济下，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就十分重要。类似的，如果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没有影响，那么各经济主体就无需关注汇率水平，转而更多地关注汇率制度；如果汇率变动完全传递到国内价格水平，那么经济主体对汇率水平的变化就高度敏感。例如，传递效应有限的复杂和差异化制成品出口商因其国际市场利益通常更加偏好固定汇率，而传递效应较高的农矿产品和简单制成品出口商通常偏好货币贬值。
这意味着，汇率政策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因素作用的结果。政策制定者如何取舍，取决于各类经济主体的政策偏好。在制定汇率政策时，必须考虑受政策影响的公众的反应，因为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他们所面临的政治约束和机会，如能否成功竞选或连任等。相应的，仅仅分析汇率政策对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影响，不足以阐释汇率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还须充分考虑政策制定者和各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战略互动，即“汇率政策分析需要将政治经济学因素作为核心问题来考虑”。
弗里登教授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为验证汇率政策最终取决于不同群体的偏好，他分别考察了1862年至1896年间美国围绕金本位的斗争、20世纪60至90年代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和拉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汇率政策。这三个案例在时间、空间、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不同，汇率政策选择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因而有很好的代表性。通过计量分析理论预测的各种影响汇率选择的潜在因素，弗里登教授证实了汇率选择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广泛适用性。
诚然，弗里登教授也承认，在全面理解一国汇率政策的决定因素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国的政治体制、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国际货币安排等都会影响汇率政策，但这些因素并没有在书中展开分析。尽管如此，由于社会核心群体偏好是全面解释任何政府政策的基础，弗里登教授对不同经济群体汇率制度和水平偏好，及由这些偏好所决定的汇率政策的政治影响的分析，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意义。
不妨以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演变为例。2003年前后人民币升值呼声高涨的背景，是我国货物贸易快速增长、顺差大量增加，同时国内经济好转、通胀压力抬头。但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有天然巨大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2005年7月22日人民币汇改采取了一种折中方案。随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降低了对人民币升值的需求，扩大出口成为主要考量，因而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期间人民币重新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2015年8月11日汇改的背景则是国内通缩压力持续较大，出口连续负增长，经济下行压力不减，但企业部门举借了大量外债，以及防范金融风险等的需要，制约了汇改的深度。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汇改始终朝着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方向进行，以及汇改后人民币汇率走势逐渐更多取决于市场供求力量，但汇改时机的选择，以及决定是否及何时干预汇率水平，则是决策者的主动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偏好对汇率政策选择的影响，尽管不像西方发达经济体那样清晰可见，却依然有迹可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