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理论在中国具有广泛用途

（上接12版）类似的问题是，假设你经常去一家江西饭店吃南昌炒粉，老板问你是要“中辣”还是“微辣”，你说是“微辣”。当炒粉上好之后，你明明知道味道就是你们熟知的“微辣”，但是你一口咬定是“中辣”的，并且声称影响了你的胃口而拒绝支付。此时如果打官司，法官也无法证实到底多辣是“微辣”。在这个问题上你就是对饭店老板敲竹杠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解决办法是，一旦契约中没有预料或者无法证实的情况，应该将事后的剩余控制权交给投资更重要的一方，或者对社会总产出更重要的一方。在南昌炒粉这个例子里，由于饭店老板付出了专用性投资（沉没成本），他应该更有积极性去满足顾客要求，因此发生争议时他的利益应该被优先考虑。顾客如果觉得不满，大不了可以用脚投票，毕竟顾客在这个案例中没有付出沉没成本。

英国绅士哈特教授

2009年9月到2010年8月，我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导师就是哈特教授。因为哈特出生于英国，长期在美国工作，所以他既有一个英国绅士的风度，又有一个美国学者的洒脱。在哈佛时，我每次和他见面，他都笑容可掬，亲切地问候我的近况，包括我的生活条件、在哪里看书、家人的情况等。他觉得我毕竟是一个异乡人，因此一定要确信“所有情况都挺好的”（everything is fine）。和他在办公室讨论学术问题时，他也会把脚架到办公室的矮桌上，此时他更像是一个洒脱的美国人。2010年4月份，我们去他位于列克星敦镇的家里做客。当时一屋子人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只有我是一个访问学者，跟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太容易说得上话。他看到这种略显尴尬的情况，就主动过来和我攀谈，并关心地问起我在人大经济学院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学界的发展。那一刻，我觉得他特别像一个慈祥的长者，善解人意，体贴入微。

人是一个多面体，哈特教授的慈祥温和只是他的A面，他的B面就是严格细致。我刚到哈佛时，和他第一次见面，他就要求我要准备在他主持的“组织经济学午餐会”上报告一篇英文论文。那时我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英语也不太好，因此感觉压力极大，有时做梦都会梦到我在小心翼翼地回答他的问题。

契约理论在中国应用广泛

契约理论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用途。长期以来，国企改革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任务，而国企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产权改革，就是改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在这方面，完全契约理论所研究的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都可以用于分析中国的国企低效率问题。因为国企低效率的原因就包括经理人的卸责问题以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包括国企经理人的选拔问题。而不完全契约理论所研究的企业产权问题，更是可以为国企改革直接注入学术营养。按照哈特教授的产权理论，企业的控制权和收益权要匹配，否则拥有控制权的经理人可能会偷偷拿走企业的收入。通俗地说，就是国企改革离不开对国企经理人的股权激励，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国企努力，就必须解决他们的激励相容问题。

此外，哈特教授还专门分析了不完全契约理论应用于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情况，而PPP正是当前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PPP项目一般包括设施建造和服务提供两个阶段。如果建造设施的质量容易证实，但服务提供的质量难以证实，那么传统的分包模式更好，此时PPP反而会导致过度投资。相反，如果建造设施的质量不容易证实，但服务提供的质量容易证实，那么项目的互补性会导致PPP模式更好，此时传统模式会出现投资不足的问题。大致来说，学校属于第一类情况，而医院属于第二类情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