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确立我国的增长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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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过去的2016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尤为复杂的一年。
相较于去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中国在今年面临的问题其实一点也不比去年少。在国际层面，尽管有评论认为全球经济今年普遍加速增长，以至于先前有关经济前景悲观的预测似正被各国经济的现实表现证伪，尤其美国的经济活动飙升最为显著，而中国经济尽管无法像过去那样保持强劲增长，但6.5%左右的增速足以保证其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最大份额的贡献，甚至俄罗斯和巴西也正在走出深度衰退；但笔者认为，由于“黑天鹅”频出，各种不确定性此起彼伏，全球经济要真正企稳说易行难。其中，英国脱欧、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这两大事件，究竟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哪些不确定性，依然是巨大变数。前者不能简单概括为卡梅隆的政治失算，恐怕从深层次意义来看是向来不缺“光荣孤立”政策基因的英国所做出的看似非理性的理性决策，后者则颠覆了不少精英对美国政党政治和总统竞选的惯性思维与预测基准。在产业与金融资本家云集的美国，特朗普作为地产富豪，尽管拥有一定商业地位，但绝非处在最顶层的商业与政治精英。与其同庚的美国前财长鲍尔森无论在商业历练还是政治参与乃至全球视野等方面，都远超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的特朗普在这场极具戏剧性的选举大战中最终击败被普遍看好的政治强人希拉里，确实出乎不少人的意料，或许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美国内外经济政策将发生重大改变。换句话说，今年以来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各种形式孤立主义的泛滥，给原本就动荡不已的世界经济再添了几多新的不确定性。
在经典资本主义云集的欧洲，年末再度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作为欧陆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欧盟大国中经济最脆弱的意大利本月4日修宪公投失败，穆迪公司随即将意大利长期优先级无担保国债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市场担心本就麻烦丛生的意大利银行会爆发债务危机。假如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分化，耶伦启动加息周期，欧元和人民币继续走软，则全球资产配置又将出现大范围波动，谁知道下一个“黑天鹅”会从哪个角落飞出？英国离开欧盟会否最终导致欧盟分崩离析，甚至引发跨大西洋联盟的解体，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哪种力量能阻止这种可能性。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包括美国传统政治精英和产业与金融资本家在内的美国主流人士及全球政经领袖都格外担心：这个商人出身、性格非主流的总统，会将这个依然是全球最强但绝对领导地位呈现下降趋势的国家带向何处？笔者认为：看起来行为有着太多不确定性的特朗普，当政之后究竟会祭出怎样的国内外政策尚待冷静观察，不过有一点较为明确：在产业与金融资本的影响力高度渗透至美国每个角落的今天，特朗普作为总统尽管拥有极其庞大的权力，但究其本质而言，也只是各种利益集团平衡后的国家代言人。即便他要废掉TPP，但他在关掉一扇门的同时也必定会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开启另一扇门。特朗普或许像当年的共和党人总统里根那样，会通过启动内政外交方面的重大改革，以在全球政治经济与安全体系发生裂变的今天，重塑美国的超强地位。
面对不确定性超出常规边际、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担保人出现裂变的局面，我国尤需正视经济荣枯周期的现实存在，保持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理性，以更有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尽快走出L形探底区间，确立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格局中的独特坐标系；同时着力处理好有效增长与协调发展、国家能力边界与全球治理内生性需求之间的关系，切实控制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稳步迈向产业与资本强国。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连续第六个年头的结构性调整与相对低迷的经济周期之后，尽管在过去11个月里不断遭受各种复杂情况的内外考验，但中长期向好的发展曙光似已呈现。今年以来，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而配套推行诸如深化国企改革和金融部门的基础性改革，有序引导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工市民化，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以及坚持引导市场预期，提高政策质量和透明度，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住市场预期，等等。其目标指向十分明确，即通过执行有效的产业、财政与货币政策，在防范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同时，切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概而言之，通过稳经济、促改革、谋发展，实现真正的经济战略转型。
尽管产能过剩尚处于破解之中，尽管人民币贬值的现实压力依然存在，但经济向好的迹象同时也在陆续呈现：局部领域、局部地区的实体经济有所改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今年9月同比已由负转正，结束了连续50多个月的同比负上涨；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已连续多个月处在荣枯线以上，11月为51.7并正继续延续上行趋势。此外，发电量、货运量等指数都显著增加。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都在向市场发出经济正走出L形探底区间的局部信号，尽管这个探底周期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作为与全球市场高度联动的超级新兴开放型经济体，今天的中国是必须随时做好应对全球性经济冲击的复杂经济体。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拿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标签来牵制中国，目的在于试图切割我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日后这种国家层面的战略博弈将呈常态化之势。但是，无论这个世界存在多少不确定性因子，保持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理性，始终是我国获取全球经济竞争优势的关键。只要未来十年保持6%左右的有效增长，稳守债务安全底线，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着力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则我国将完全有可能在实现经济战略转型过程中，为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