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打开
潘多拉之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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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近日称，将对似一场“灾难”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下称《法案》）采取重大动作。他表示由于监管以及银行在放贷方受到限制，“现有几乎不可能创立小公司，而且几乎不可能扩大现有业务。”可是，对《法案》大动干戈，很可能带给金融市场一场新的“灾难”。
几年前，美国暴发了几乎波及整个发达经济体、持续达一年之久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喊出的口号是“你们是1%，我们是99%。”其主要动因是华尔街贪婪野蛮的资本虚拟运作，导致2008年金融泡沫破灭酿成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引发美国和全球经济大幅衰退和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失业，加剧了以华尔街天价收入为特征的收入差距扩大和中产阶层收入下降的两极分化，打破了橄榄形社会结构。这“99%”的群体，绝对是特朗普上台的重要基础之一。现在特朗普不但不去追究制造金融危机带给“99%”群体灾难的罪魁祸首，还要放松针对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采取的监管规则，无疑是要再次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放出金融领域祸害“99%”群体的妖魔鬼怪且为祸天下，这是对“99%”的公开背叛。
特朗普对《法案》“灾难”的说法完全是选择性表述，实际受益者可能是那些灾难的制造者。《法案》并没有限制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条款，不给中小企业贷款从来都是银行体系被诟病的问题，与危机后催生的《法案》无关，放松对银行业的监管与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没有实质性意义。实际上，《法案》是针对金融危机的原因，金融市场脱实向虚的泡沫膨胀，特别针对“华盛顿共识”提出的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金融全球化，推动放松金融监管，放任不支持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制造泡沫最终引爆危机的金融资本的全球泛滥而采取的相应的监管措施。《法案》从系统风险、消费者金融保护、重构原有监管机构和监管职能、提高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填补对对冲基金等金融行业的监管空白、规范和约束证券化及场外衍生品市场、严格银行资本金监管和业务监管、华尔街高管薪酬监管等方面作了调整和限制。其核心是改变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带来的风险，保护金融市场的弱势群体，避免金融消费者受到欺诈。可见，《法案》的主要内容与全球各主要金融市场在危机后主张更严格金融监管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虽然并未惩罚危机的元凶，也未必能防范危机卷土重来，但这是奥巴马政府对被“灾难”的国民的交代和使美国经济转危为安的必要作为。
如果说金融危机以后存在中小企业发展资金困扰的问题，那恰恰是美国由高盛前CEO操刀的、名为拯救危机实则拯救“太大不能倒”的已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的救助计划的缘故。大家都看到了，实施量化宽松，通过购买金融机构的衍生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场注入了近4万亿美元，使道指在2010年就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近期更超过两万点创历史新高，让危机始作俑者发了一次“国难财”和“全球灾难财”。但世人迄今没有看到有任何危机救助资金进入中小企业的记录，经济至今仍在危机前的一半的水平上缓慢增长。如果放松对金融大鳄的监管，很可能重蹈危机救助政策的覆辙，让特朗普宣称要发展经济的政府资金带来金融机构又一轮盆满钵满的收益，近期金融行业大涨不就显示了这种态势么？特朗普放松金融监管，是对金融业更野蛮增长的放纵，势必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资金困局。
放松对金融资本的监管，实际上是属于回归“华盛顿共识”的范畴。2008年危机造成的“灾难”与“华盛顿共识”密切相关。在国际上，“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是推动金融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与直接投资资本自由流动可以带来流入国和流出国共同福利提升的理论不同，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是否能带来流入国和流出国共同福利的提升，是没有得到理论证明的。在实践中，金融资本的横冲直撞，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流入的时候制造资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本币大幅升值和经济金融的非理性繁荣；流出的时候，引发泡沫破灭、本币贬值、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上世纪80年代南美洲国家的危机、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后影响全球的欧债危机，都反复在印证金融资本脱实向虚的自我膨胀是“灾难性”的。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与贸易全球化不是一个概念。
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必然会带来两极分化的观点。并强调资本市场是收入差距拉大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华尔街主导的现代金融脱实向虚、自我膨胀的发展模式，是美国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可见，金融资本的自我膨胀，金融资本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才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世界性灾难的始作俑者。而放松银行监管，放松金融监管，就是回到“华盛顿共识”，推动金融资本全球化，为更大的名副其实、祸国殃民的金融行为大开绿灯，非常可能会刺破当前已经泡沫化的金融市场，使全球新一轮金融危机呈一触即发之势。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