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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新闻》2017年2月7日社论

改革金融监管，美国该多听听日欧的意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重审金融监管的行政命令。奥巴马前总统为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为目的而引入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成为重审主要对象。一直处于严厉监管的美国今后可能放松监管，将重点放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向。

就雷曼危机后金融政策的问题，我们一直主张过多的监管将会阻碍金钱流动，从而容易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产生不好的影响。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上的话，对于修正被批评为过于复杂严厉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本身的话是没有任何违和感的。

特普朗签署的该项行政命令记录了“尽可能确保美国国民收入”、“不用公共资金救济金融机构”、“保持美国企业竞争力”等基本原则。虽然该行政命令的基本原则大体是常识性的内容，但里边也包含了令人担忧的部分。比如说“通过国际交涉和会谈追求美国利益”之类的部分，这只能解释为美国总统对于国际协调是持消极态度的。

全球化金融市场的监管对于谋求全球和谐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缺乏协调的话，投资资金的流向将会扭曲，新的金融不安将会萌芽。由单边主义构建起的监管是非常危险的。

在美国有很多日本、欧洲的金融分支机构。日欧金融机构都曾表示美国国内的资本限制过于严厉，无法自由开展业务。如果促进美国经济增长是最终目的的话，那就应该多倾听日欧金融机构的声音。

从迄今为止特普朗的发言来看，他的目的应该是降低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门槛。那么增加贷款需要遵从什么样的规则呢？大型银行难道不会再对投机交易产生倾斜吗？从这个观点来看，日本和欧洲国家以及相关金融机构应该关注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同时有必要及时向美国当局传达自己的意见。

（庆奇昊 编译）

◎《独立报》2月10日文章

英国经济呈现更多平衡性增长迹象

数据显示去年12月英国在商品和服务的贸易赤字缩小，同时工业产出较预期有更多增长。2月10日，英镑兑美元汇率随即上涨。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英国的贸易赤字降到了33亿英镑，贸易赤字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对欧盟外国家的出口出现了可观增长。对非欧盟国家的商品出口突增了11亿英镑，达到154亿英镑。总体商品出口增长了4.4%，超过进口增长1.4个百分点。

2016年四季度，英国贸易赤字缩减至86亿英镑，较前一季度的141亿赤字大幅下降。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由此提升了英镑兑美元上升到1.25美元的可能性。自去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后，英镑下跌了12个百分点，10日的数据表明英镑的猛跌可能开始帮助出口者。有经济学家认为英镑贬值利于出口的效应正在发生，但也有经济学家对近期的收益持怀疑态度。宏观经济咨询公司（Pantheon Macroeconomics）的经济学家塞缪尔·图姆斯认为：“如果贸易障碍的威胁进一步阻止公司投资出口，以及英国现在进口的商品缺乏本地化的可替代品，英镑贬值对净贸易的推进就会让人难抱期望”。

英国的工业生产在12月也增长了1.1%，制造组件的增长尤为突出，增长了2.1%。建筑业12月也增长了1.8%，同样也超出了预期。英国国家统计局评估英国整体经济在2016年第四季度增长了0.6%。

自退欧公投以来，英国经济的主要拉动力量是消费者花费和服务业。但资本经济咨询公司（Capit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斯科特·鲍曼认为，最新数据暗示2017年英国的经济可能将表现出更多的平衡性增长，未来12个月制造业增长可能会超过服务业增长。上周英格兰银行预测2017年英国经济将达到2%的增长，高于之前1.4%的预期。

（作者系《独立报》专栏作家Josie Cox, Ben Chu 贺艳燕 编译）

◎《悉尼先驱晨报》2月9日社论

移民局在法律问题上的莫测风险

如果一个商业在没有评估合同是否合理、未从授权的管理者处获得签核时，就支付了数十亿美元给转包商，也未能系统性地根据合同条款来监控其表现，那这种商业失败的风险是很高的。现在出问题的是澳大利亚移民局和边防局，以及关于Manus岛和Nauru岛羁留中心管理的相关合同。

这类机构不存在商业失败的风险，这次也未遭遇国内的政治反击。费尔法克斯媒体的“政治人格项目”研究发现，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希望保留寻求庇护者的离岸进程。但是澳大利亚国家审计局发现这个要巨额投资的项目却被草率处置。移民局与私人服务提供者的合同缺乏应有的标准。不仅是资金被糟糕地管理，也没有法律咨询，这使得移民局在遭遇可能的法律问题时，存在莫测的风险。

在回答澳大利亚国家审计局的询问时，国家移民局解释说合同是在仓促的情境下建立的，之所以仓促是因为2012年难民大量涌入，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移民局还要管理数目庞大的非法海运以及后勤合作等。这些合作方案都是仓促的、不足的、都未经过合理的风险评估。虽然是前任政府开始的项目，但继任者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因为项目一直持续到了2013年。新政府不应搁置和忘记前任的政策，而是要发展一个可持续的、有适应能力的反馈环，即要对政策是如何在实际中运行的过程保持关注。但是政策评论员也已指出，这种中心的、从上至下的政府部门结构在前任的政策导向和继任者的实施中，已造成了一种分裂。

彼得·舍戈尔德教授在“从失败中学习”的报告中，提及了公共服务在管理危机方面的不充分。他认为公共服务文化需要大的整改，以形成更具适应性、创新的，能抵御风险的文化。这将有助于政府应对复杂的、快速变化的环境。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