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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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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金融成了目的,客户成了工具……

2017-04-13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胡飞雪
  《金融的背叛》
  恢复市场信心的十二项改革
  乔治·乌杜 著
  劳若珺 译
  东方出版社
  2017年1月出版

客户成了工具……

——读《金融的背叛:

恢复市场信心的十二项改革》

⊙胡飞雪

乔治·乌杜(Georges Ugeux)博士曾从事学术、法律和经济学研究,先后担任比利时通用银行集团(现富通银行)投行及信托部主管、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Kidder Peabody欧洲区总裁兼董事总经理、欧洲投资基金总裁等职,还曾主持中国三十余家公司赴美上市。他还长时间应《世界报》、《赫芬顿邮报》之约撰写专栏,为读者解密金融市场的种种问题。基于这些理由,他这本《金融的背叛:恢复市场信心的十二项改革》是很有干货的。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学生运动中有句口号:“如果你对金融没有兴趣interest,金融就会对你收利息interest。”而贯穿本书的主线,恰是批判金融家对金融的背叛及金融对经济的背叛。说金融家背叛了金融以及金融背叛了经济,绝非作者危言耸听,而是金融业界有识之士的共识。由于金融家们背叛了金融,金融业也背离了经济,金融成了目的,而不再关乎其理应发挥的社会和经济作用。金融并不创造奇迹,“如果情况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多半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真的。”金融家们已然不记得,这个行业的全称是“金融服务业”,只知“金融”,而将“服务”抛诸脑后。

乔治·乌杜对金融大象的整体把握及对金融制度建设的建言献策,是建立在对金融市场细分领域的描画、解剖之上的。比如,出了岔子的银行系统。银行乱放贷款,滥发信用卡。他们用复杂的规则卡住金融消费者,用户如果偿还较多欠款,银行反而降低他的信用额度;不用的卡会被取消,并且让持卡人的信用评分变差,而信用卡欠款的利率却日渐升高。银行在施展其骗术时,信用评级机构也是“消费金融的催命人”。针对金融市场供给者强势聪明狡猾的特点,作者开出的救治方案是,政府向金融市场消费者提供保护。

作者拿出的第二个改善金融体系的良方是“规范薪酬制度”。作者毫不留情揭露金融高管们的天价高酬的弊端。高管们自定高薪却不承担经营风险带来的损失,对社会责任置若罔闻,违背常识和价值观。2009年次贷危机时,高盛集团获得财政救助,2009年,高盛公布的高管奖金分红高达230亿美元,这与救助金额恰好相当。2011年虽然公司利润直降52%,其CEO劳埃德·布兰克芬的基本工资却涨了不止3倍,达到每月200万美元。此高管在接受《泰晤士报》访谈时,竟称高盛做的是“上帝的工作”。当然,面对外界的质疑,这家“体面的”机构也知道收敛低调,指示其管理层不要谈论报酬,穿着保守些。

作者提出的第三个改革方案是完善董事会。作者强调,资本,是对企业的信托,在资本之中,蕴含着信托的主张。这是公司民主和市场经济得以实现的关键。因此,在公司治理体系的搭建、运作中,必须将独立性、胜任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并且还要保持保密性和透明性的适当平衡。

第四个改革方案是重整监管部门。在作者看来,“进步”和“创新”未必是好事,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相当重要。而要实现好的监管,先要整合协调彼此孤立的监管部门。在这方面,央行是重中之重,美联储必须保持其“自治性”。要让证券监管部门正常发挥作用,必须责任与资源相匹配。作者回顾了麦道夫庞氏骗局的成因,认为SEC员工收入微薄,很难指望他们主动寻找疑点或线索。麦道夫的法律总顾问是SEC执法部二号人物的侄女。猫被老鼠收买了。所以作者感叹:我们把实施可能造成极大政治和金融风险的重要决断的大权,托付给了那些吝于支付合理酬劳的人,却一厢情愿地相信他们会担此重任。这种错误的信任本身就是虚伪。

第五个改革方案是金融创新。那些由数学博士们凭空构建的创新并没有其宣传的附加价值,许多复杂不透明的方法并不见得多有新意,只是在故弄玄虚,在制造新风险、方便会计违规、逃税和其他陷阱。乔治·乌杜直言,金融衍生品、信用违约掉期、卖空、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比特币正是所谓金融创新弄出来的有毒品种。

第六个改革建议是重归透明简单。长期以来,金融机构都倾向于在内部小圈子里解决问题,关键信息对公众三缄其口,同时,金融机构又是公关公司和综合广告公司的优先级客户。为图良好形象,他们在广告上动辄花费数以亿计的美元。为此作者建议,金融机构信息披露要完整,表达要清晰,要易懂。金融消费者、投资者要强化自我教育,区分清金融分析和信用风险,对金融消费和金融投资作风险评估,以完整和准确的信息来决策。

作者的第七个改革建议是确保资本诚信,内中包括几个子方案,包括改革银行业的管理层,杜绝银行业过度负债,降低其杠杆率,建立全球银行业的监管部门,制约银行业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维持劳资双方的平衡等。

评级机构是金融系统不大不小的一部分,评级机构的功能是为金融市场提供信用产品,不幸的是,他们辜负了世人的信任。评级机构的设立初衷据说是为了确保其评级判断的独立性,但实际上却大相径庭,而病因出自报酬制度,评级机构干的是有偿服务,接受被评级对象的报酬,这使得它们的评级报告不再可信。乔治·乌杜梳理了三大评级机构的所有权和治理:三大评级机构由私人资本提供资金:惠誉由一家法国公司Fimalat掌控,而这家公司归其创始人所有;标准普尔归属麦格劳—希尔集团旗下;而穆迪为上市公司,由6家机构投资者共管。评级机构不光向企业索取巨额报酬,还“勒索”主权国家,威胁如果不与其合作或不支付佣金,就会公布对被评级国家不利的片面评级报告。

2008年次贷与欧债危机以来的金融演进提示世人:金融风险不仅是信贷、交易或交易对手的风险,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也包含重大风险,而且是系统性风险。所以,乔治·乌杜认定,真正的问题还在于资产和负债的集中程度,如某个机构某个特定类别资产过多,其脆弱性就会增加。基于这样的认知,他认定2010年6月于维也纳国际金融协会IIF春季会议通过的“构建风险防范意识”是改革重点所在。无疑,这将是一条漫长曲折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