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的
历史底色与当代使命——读《幽燕六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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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青新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消息，一夕之间，让雄安新区成了瞩目之地。假如了解历史就会明白，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沿革是有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的。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者彭秀良、魏占杰合著的《幽燕六百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前世今生》，刚好提供了这么一个认识视角。
北京成为“天下之中”
深度改变周边城市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拉开了京津冀城市群崛起的序幕。
北京成为帝都，对周边城市带来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军事方面。两位作者归纳了四点：第一，北京城居民和附近驻军人数增多，需提供粮食与其他生活用品；第二，北京城发达的手工业和匠户制度，在繁荣京城经济的同时，也产生了扩散效应；第三，为加强防御，北京城及周边地区设立了大量的卫所；第四，北京城频繁的战事使其文化中心作用经常遭到破坏，这就要求在周围城市中有文人的退避之所。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记载：“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据彭秀良、魏占杰描述，明代的卫所并不是设立于行政系统的州县辖区之内、类似于近代兵营的军事组织，而是与行政系统的州县并存的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卫所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屯田制度，且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度，“其军皆世籍”。因此必定要发展出与军事防御设施相配套的生活设施和商业设施。人口的增加、行业的兴盛、经济的发展，这些都给城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很多卫所辖地逐渐发展成为地区中心城市。
有明一代，除去早期短暂的几十年，北京一直作为首都。但明代的京师并非单指北京城，而是对畿辅地区的称谓，也叫北直隶。领八府、两个直隶州、十七个属州、一百十六个县。八府顺天、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永平。由此观之，明朝定都北京，带动了整个京津冀地区城市群的发展。清代沿袭了这种居于“天下之中”的古代都城建设指导思想，打造了牢固的京津冀城市群政治文化。
明代京畿地区的卫所大多分属两个都指挥使司，一个是大宁都指挥使司，另一个是万全都指挥使司。明永乐二年（1403年）3月，大宁都指挥使司由大宁卫（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徙治保定府。保定府，元代称保定路，属中书省。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保定路为保定府，属河南分省。洪武二年（1369年），改属北平行省。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属京师。明代，保定府治清苑县（今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领三州，十二个县，辖今河北大部分县市。保定是随着军事重镇发展起来的地域性政治中心，其地名即取“永保安定”之意。
北京成为“天下之中”，对周边城市产生影响最大的就是保定，使其从一座府城变成了直隶省的省会，进而影响了其他相邻城市的地位变化。
清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清雍正二年（1724年），升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仍驻保定。此后直至清末，便一直沿袭着直隶总督督管直隶全省的制度。成了直隶省省会的保定，不仅承担着直隶省的行政管理、征收赋税和司法审判等职能，且承接了首都北京扩散出来的部分政治、文化教育职能。同时，保定还是北京的重要军事屏障，作为北京南部的门户，向来有“都南屏翰”之称，有大量军队驻防，承担拱卫京师的职能。
但是，保定也存在着先天不足。保定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区域城市体系中的经济功能十分有限，其经济腹地范围狭小，与周围城市的经济联系也很薄弱。赵金辉在《都南屏翰：清代保定城市发展研究（1644-1911）》中说：“保定城市商业是依赖于官吏消费取得畸形繁荣”，这样的城市经济显然不具备发展后劲。事实是，保定在与唐山等新兴工业城市，与天津等交通枢纽城市的对比中，渐趋劣势。
以调整行政区划协调地区经济
引发的矛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对北京城市性质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北京要不要大力发展工业，二是首都中心的选址，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在西郊三里河建设新的行政中心，旧城区则完整保留下来；前苏联专家团提出的《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则主张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如今，大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过于庞杂的综合功能的膨胀，对首都并不合适，有些城市功能需要扩散分流。紧紧相依的河北省，自然也跟随着北京城市定位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自1928年设立河北省以来，河北省会变迁之频繁在全国绝无仅有：天津（1928年）→北平（1928-1930年）→天津（1930-1935年）→保定（1935-1958年）→天津（1958-1960年）→保定（1960-1968年）→石家庄（1968年至今）。随着京津冀城市群在这期间的地位变动，天津被分离出去上升成为直辖市，而保定地位的下降主要在1968年之后。
河北省会的数次搬迁，对京津冀城市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看来，这种用行政区划调整的方法来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矛盾，无形之中割断了原有的经济联系和市场分工格局，也扭曲了各城市原本的城市功能，致使城市功能趋同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6年，环渤海地区的十五个城市共同发起成立了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应运而生。1991年至1995年，由京津冀两市一省的城市科学研究会发起召开了京津冀城市协调发展研讨会，这是第一次开始在“城市群”意义上探讨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问题。2001年，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构想。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决定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在2013年5月十八大之后，这一规划目标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至此进入了实施阶段。
城市群，中国城市化的战略模式
作者对幽燕六百年京津冀城市群的梳理，扎根过去、落足当下、放眼未来，体现了历史学的意义和价值。两位作者从历史分析中引入了城市地理学的一组基本概念——集聚与扩散。“集聚作用，使城市聚落和城市群核心区得以形成；扩散作用，使城市规模得以扩大，并推动城市群空间布局的形成。”作为既具体又抽象的矛盾统一体，集聚与扩散正是城市群演进的基本力量。
长期以来，我们在中国城市化战略模式的方向上存在激烈的争论，这也使得我们在实践中走了不少弯路。对于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特大城市，过于沉重、过于复杂的城市功能的堆积，使得“城市病”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大量分散的小城镇也出现了过度耗费资源、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后续发展能力堪忧等问题。
那么，什么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化战略模式呢？答案或许就是——城市群。
上世纪5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Jean Gottmann）在研究美国东北沿海城市人口密集地区时，提出了“城市群”（megalopolis，也译作城市带）概念。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一般是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城市群由于具有集聚效率更高、功能互补性强、整体竞争优势显著的特点，已成发达国家城市化的主要形态。当下在全球范围内的公认的大型世界级城市群有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等。在我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也已先后成为我国最具经济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这三大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靠的不仅是合理的规划，更是由于区位、规模、经济基础、制度观念等方面的因素，在长期的共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空间布局。
2011年出台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已经基本勾勒出了我国城市群的发展版图。《2013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对国土开发空间做了进一步细致划分，界定了三个等级的城市群，即成熟型、准成熟型和发展型城市群。第一等级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第二等级主要是沿海和中原地带；第三等级则主抓西北、西南和边疆地区。规划显示出有条不紊、层层推进的战略设计思路。
由《幽燕六百年》呈现的历史面貌，我们看到，京津冀城市群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雄安新区的规划，意味着一辆新的火车上了轨道。这趟在春天出发的火车，正开往更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