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早为
中长期增长动能布局——读周天勇《跨越发展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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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为
中长期增长动能布局
——读周天勇《跨越发展的陷阱》
⊙朱玉强
中国GDP增速从2007年最高时的14.2%下行到了2016年的6.7%。国内外经济学界有种估计认为，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发展阶段已过去了。但仍有人看好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认为中国经济下行是暂时的，GDP增长未来仍有可能恢复到8%以上的水平。但当进入2015年和2016年后，国人渐渐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下行的严峻性、长期性。政界、学界等人士经过分析研究，纷纷提出各自的研究结果和发展建议。最终，多数人在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和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个议题上达成了共识。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6.9%，显示了经济增长的回稳态势。但经济学者周天勇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尤其依据20年前人口增长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的相关规律，认为根据1996年至2015年中国人口增长的走势，从2016年到2020年，从2021年至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或许还有下拽力。对此，应有足够的估计。
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成功的国家少，失败的国家多。那些失败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跌入了各种各样的陷阱。在我国的发展征途上也充满了陷阱。这些陷阱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跨越？在《跨越发展的陷阱：推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突破性改革方案》中，周天勇尝试回答这两个复杂且沉重的问题。
周天勇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存在三方面内在原因。
其一，人口收缩老化与经济格局变化。长达35年的超低生育率和低增长率，导致了很严重的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特别22至44岁消费、就业、创新和创业主力人口萎缩，加之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过程不畅通，致使劳动力供给相对和绝对减少、总需求持续疲软，以致生产成本上升和供给全面过剩。而看经济格局的变化，由于我国传统工业化阶段提前结束，制造业增长乏力，投资收缩；城乡人口、土地、资金双向流动不顺畅和要素利用不能盘活；服务业领域体制障碍很大，投资不能正常进入；新增长领域尚未被开拓。
其二，企业高成本重创实体经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企业特别民营企业所负担的税收、社会保险、各种收费、利息、能源、运输、土地房租等成本越来越重，创业、创新、投资、经营等活力大受抑制。
其三，国民经济流量的对外漏损。一段时间来在国民经济内外关系上，服务贸易巨额逆差、对外直接投资快速上升、出境消费需求增长过快及不法资金外流等等，导致投资和消费流向国外，而流回国内的海外国民净收入又不理想，进而影响了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
虽然面对诸多发展劣势，但我们拥有更多促进经济增速发展的优势与潜力。今天，我国创新人力资源规模、资金投入力度巨大，技术研发组织体系非常完善。尤其我国具有大国的规模经济优势：有产业分工协作和产业门类齐全的大国规模经济优势；有技术易于创新、应用和市场化的规模经济优势；有发展网络经济的人口规模和密度优势。我国人口规模大，国土面积辽阔，当国民经济遇到重大转折时，因具有资源环境等空间方面的经济纵深优势，有较大的回旋余地；由于以人口规模为基础的贸易和资金流动投入等规模较大，在国际经济中，我国的大国规模经济也有规模优势，表现为交易成本低、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强。
探讨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与转型升级，虽然国内外学者提出的方案林林总总，但在某些方面都是相同或类似的，最突出的就是着力点都在为实体经济降成本。周天勇也是如此。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形势和规律使然。只是，相比其他学者的方案，周天勇的“实体经济降成本”方案更具“突破性”。他断言，以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小打小闹式的改革已难有长远、显著的效果，必须实施“突破性”的改革方案才能推进中国经济持久的中高速增长。因而在减税降费方面，他提出了两条针对性建议：推出组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启动需求侧的财政和货币改革与之相配合。
周天勇提议，政府全部收入不得超过每年GDP的30%，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2至5个百分点，社保综合费率降到30%，小规模企业纳税起征点从目前的每月3万元提高到10万元，废止一切除税收和社会保险金以外的行政收费项目，土地出让金改为房地产税，企业用地可以土地财产权所有者入股方式降低土地成本，政府各类罚款要公开透明并接受社会监督。在实行上述经济政策时，应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和借债而加以平衡。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提高房贷利率，降低实体经济利率。在财政政策上，开征房地产税，以抑制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引导其流入实体经济，同时避免实体经济资金流向房地产领域。
周天勇由此更进一步提出，还应推进促进经济产业革命性增长、有活力增长和长久再发力增长的基础动能性体制改革。这包括创业、创新和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些改革不仅为近期国民经济增长提供支撑，还将为今后二三十年的国民经济增长储备动能。当下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生育限制有所放开等改革，均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周天勇预判，从体制上看，到了2025年，这些改革无论如何也要基本定型，因为其后期望再通过体制改革来寻求国民经济增长暴发式动力的可能性已很小。创新和生育体制改革的结果，一是可能在2025年左右形成颠覆性技术群，实现中国21世纪产业革命，通过本次改革动能再把增长速度拉起来；二是可以通过全面放开人口限制，鼓励生育，适当移民，在2036年后使经济主力人口增速上行，在产业革命动能边际递减的情况下，作为暴发式新动能在二十年后拉起国民经济的增速。凭借这样中长期增长动能的布局，我国在与经济和人口大国美国和印度等的竞争中有望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