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辞比事 以史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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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统计史（1912-1949）》
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王 芳
历史上的中华民国（1912—1949）在我国甚至亚洲的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和持久的影响。在终结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皇权帝制后，民国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方面的持续动荡与转型、沿革，都值得我们认真仔细研究总结。中华民国史研究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兴领域。今天，民国史已由当初一株脆弱稚嫩的幼苗，成长为枝叶茂盛的大树，而统计作为当时“实录”的一部分，当属研究当时社会生态最有说服力的材料。
我国近代的统计制度和统计理论，是20世纪初清末在筹备立宪时开始从西方引入的，在众多统计学家的努力下，在历时38年的民国时期，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近代统计学术体系。因此，客观地总结民国时期的统计史，为促进台湾回归，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一部分史学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民国统计史的研究，始于上海财经大学已故教授赵章甫。他从1982年开始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财经研究》上连续5期发表文章《中国统计简史》。1985年从上海迁居北京后，他继续在北京图书馆查阅有关“中华民国统计工作”的资料，直至1986年逝世。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教授王德发是赵章甫先生的学生，在赵先生研究成果基础上，王德发对所有能收集到的史料作了仔细考证，历时十多年孜孜不倦反复推敲。经过多次修改，《中华民国统计史（1912-1949）》终于在今年3月出版。
《中华民国统计史》的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统计机构的设置及其沿革，这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从民国元年至民国十六年（1912年至1927年），也即北洋政府统计时期；后一个时期从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27年至1949年），即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前一时期因“训政时期”的工作需要，北洋政府很重视调查统计的作用，统计机构纷纷成立，统计工作大量开展，但那时候还没有统计的中心机关，统计事务难以得到协调和统筹。后一阶段以国民政府主计处的成立为起点，此后全国统计工作在法规建设、机构与人员设置、方法统一诸方面都有长足进展，逐渐上了轨道。第二部分是政府统计和民间调查，包括人口统计；行业统计——农、林、渔、牧业统计，工业统计，商业与国际贸易统计，财政与金融统计，物价调查与物价指数，运输、邮电业统计；社会统计——教育、社会、卫生及司法统计；自然资源统计——地质与矿产统计，气象与水文统计。第三部分是追述我国统计学术的形成与发展，阐述西方统计理论的传入、当时我国统计学术体系的形成、民间统计学术团体的活动以及统计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状况。第四部分是统计报告与统计刊物的编印，包括全国统计总报告的编制，统计年报、年鉴和提要的编印，统计月报与季刊的编印，统计特辑与专刊的编印等等。
统计史从属的学科分类比较复杂。根据我国的学科分类，统计史是统计学的分支之一。从历史学的学科分类来看，民国统计史应属近现代史；但统计史又可细分为政府统计工作史、统计学术史和统计思想史。统计学术史又分为数理统计史和经济统计史，前者属于数学史中的应用数学史的内容之一，后者属于经济史的内容之一，统计思想则属于数学思想史的一部分。但实际上，统计学术和统计思想相辅相成，都对一国的政府统计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而三者难以分割。所以，王德发的研究涵盖了民国时期的政府统计、统计学术和统计思想三个方面，研究角度与方法是独特的。而全书对三者内容的分配绝不是均匀的，而以政府统计史为主，统计学术史为辅，兼顾当时统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三个部分内容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专著与1949年以后出版的介绍中华民国统计史料的编著如广东省统计科学研究所、统计志编辑室编的《民国时期统计史料选编1912-1949》，马敏、陆汉文著《民国时期政府统计工作与统计资料述论》等有本质区别。区别之一，涵盖内容不同，《中华民国统计史（1912-1949）》涵盖政府统计工作、统计学术和统计思想的发展过程，而上述著述只涉及政府统计工作与统计资料，不包括统计学术和统计思想的内容。区别之二，《中华民国统计史（1912-1949）》是一本完整的史学著作，而上述论著只是史料汇编。
王德发教授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论述横跨中华民国整个历史时期的统计活动和统计学术发展过程，从中华民国这一历史时期的统计制度和统计实践，阐述近代西方统计理论体系引入的必要性及其发展沿革；在阐述中国统计学术和统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同时，结合当时国外统计学术体系和学术思想，探索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这本专史，对丰富、完善我国的统计发展史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民国时期形成的体系较为完备的包括会计、统计在内的统计制度，目前在我国台湾地区仍在沿用。溯根追源，台湾的统计活动来源于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中华民国统计史（1912-1949）》客观总结了民国时期的统计史，也为反对“台独”、争取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一部分史学视角的依据与佐证，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
由于民国统计资料散失于各行各业档案中，要把属于统计方面的资料提取出来困难重重，因此，通史论著的写作，通常的模式是由主编设计框架，由数位专家各撰写一段拿手的章节，然后形成一部专著。这实为史学著作的一种讨巧写法，然而也是一种冒险，因为容易变味成一个拼盘式的论文集。这本《中华民国统计史（1912-1949）》的难得之处在于，全书从资料积累、文献考证等基础工作，到篇章结构、具体编排、内容取舍等细节，全部由王德发教授一人完成。当然，这其中的艰辛，也非常人所能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