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地预判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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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白银帝国》
⊙陈达飞
制度，是自发演化的产物，还是人类的一种构建？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沦陷于这样的二元论怪圈，殊不知纯粹的自然演化论或主观建构论都是一种理论上的虚妄。如果仅仅把货币看作交换媒介，那么直接的推论是其物理形态并不重要。黄金、白银还是纸币，只要币值稳定，其作为货币的差别也仅在于便利性程度不同而已。我们所熟知的货币演化史更注重货币形态的演化，即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铸币史”及其扩展，从原始的实物货币（如贝壳等）到金属货币（金、银、铜、铁等，实际上也是一种实物货币）再到信用货币（纸币）。至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纸币或将逐渐退出流通，数字货币或登上历史舞台。
在古典经济学中，货币乃至金融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货币被看作交换媒介，银行也只是资金融通的中介机构，货币扰动是实体扰动的外化，是为“货币面纱观”。货币对不同商品物价的影响是对称的，相对价格固定不变，所以货币数量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没有影响。随着信用货币和现代金融体系对经济周期的扰动越来越显著，这种观点逐渐被视为一种遗迹。
铸币史偏重史学，少有经济学的思考和逻辑。笔者长期关注货币史的经济学维度，深知史学视角的货币史对理解经济运行甚至人类社会和世界格局的变迁都至关重要。要想写好货币制度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徐瑾的《白银帝国》或可看作一次尝试。
《白银帝国》考察了自960年建立的宋朝到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时期白银本位制度的缘起缘灭。中国经济在宋朝达到了一个峰值，为了满足交换的需要，宋朝时我国成了世界上首个发行纸币的国家，金属货币与纸币并行流通。宋朝幅员辽阔，各诸侯国均有内部通行的货币，但只有宋钱可以被称为硬通货，不同货币之间可以兑换。纸币发行机构在无约束的条件下存在天然的滥发倾向，这在中央集权的宋朝也不例外，纸币贬值和黄金短缺为白银成为本位币创造了条件。宋朝末期，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库日益空虚。
元朝吸取宋朝的教训，建立了“银本位”的纸币制度，实现了纸币全流通，并以白银为储备，纸币与白银之间自由兑换，无限法偿。信用缺失的时代，金属本位的纸币制度的良序运行依赖于储备的数量，一旦储备数量不足，人们的信心就会动摇，元成宗（1295-1307）时期就是例证。随着民间信心的动摇，将纸币兑换为白银的需求越来越多，国库白银尽数流逝。伴随元朝灭亡的，是元朝货币制度实验的失败。
不得不说，宋朝和元朝的货币制度是先进的，但政治制度是“落后的”，正是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加速了王朝的灭亡，作者将宋元的纸币实验比喻为“早产儿”，恰到好处。
明朝正式确立了“自由银”的货币制度，并延续了500年。1530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规定田赋一律征银，元朝末年民间的白银存量在初期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民间储量还远远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大明王朝的经济运转。但好在西方国家在15世纪末开启的地理大发现发掘了大量银矿，相比于西方的金贵银贱，中国官方高估白银兑换价格，导致了大量货币套利行为，殖民地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另一方面，中国也通过海外贸易换取了大量白银。“明朝中后期的白银货币化启动了中国的双转型：从内向型农耕经济向外向型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型经济转型，从古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向近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转型。”在全球化1.0的浪潮中，中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对白银的大量需求依赖于海外白银的流入，这实际上就相当于明朝的经济命脉实际上掌控在别国的手中。1644年明朝覆亡，就与海外白银供给骤然中断有关，这导致了通货紧缩和经济的崩溃。
清朝自始至终实行的是“银铜复本位制”，银两和铜钱并行流通，“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铜比价由相对数量决定。但到了19世纪中后期，清代货币体系日益复杂，金、银两、银元和铜钱等金属货币与各种银行券并存，彼此之间的比价又大幅波动，这造成了极度混乱的局面。这是因为这段时间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金本位。中国流通的白银仍然依赖于海外，海外金银比价波动自然会影响流入境内的白银数量与价格。货币充当交易媒介职能的前提条件是币值稳定，否则非但不能降低交易成本，还起到了反作用。
中国自15世纪开始白银货币化，清朝原本有机会扭转命运，但僵化的制度和利益集团的阻碍使得尝试确立金本位的努力始终没有兑现。第一次是1904年的“精琦方案”。第二次是北洋政府时期，《修正国币条例草案》确认了向金本位过渡的方案，1917年的《金券条例》准备实施金本位改革，但由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阻碍而作罢。最终，北洋政府仍然实行金银自由流通的制度。1933年“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货币供给成为由国际市场决定的外生变量，政治上的混乱与货币上的失序并存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典型写照。
然而，银本位刚刚建立，就被美国1934年的白银收购风潮打乱。美国高价收购白银，导致白银大量流出，国内通货紧缩，经济秩序混乱。南京国民政府深刻认识到银本位制度的弊端，力主废除银本位。最终是在美国协助下，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于1935年11月发表《关于发行法币的宣言》，废除银本位，禁止白银出口，推行白银国有化，实施自由兑换的法币制度，以美元和英镑为准备金，政府垄断法币发行权，1936年《中美白银协定》成为其保障。
本质上而言，这与银本位区别真有那么大吗？法币币值的稳定仍然建立在美国信守承诺的基础上。同时，当无约束的政府控制无实际“价值”的法币，滥发货币的倾向迟早会暴露，“金圆券风潮”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当信用货币成了无信用政府的工具，信用也就成了政府悄无声息地向民间掠夺财富的“霓裳”。
“以海外白银流入开始，以收缴真金实银结束，这就是中国白银数百年的循环。”金属货币本位制度与法币制度的故事不尽相同，可以说，金属货币是非主权货币，但法币是。法币“制序”（韦森教授用语）下，货币似可看成是政治秩序的一个维度，但它更重要的还是体现的经济层面，很难想像在一个无序的货币秩序下会存在良序运行的经济。东西分流的讨论远没有截止，货币的维度也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或许，现在我们又处在另一个分岔口。
以史为鉴，是为更好地预判并引领未来的方向，纵使笔者认为预测是高风险的，但不预测风险会更大。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总结了全球化的四个阶段，1.0是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大航海时代，由堪称白银帝国的中华帝国主导；2.0是以英国和英镑为主导的殖民时代，以迪亚哥、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英雄事迹”为开端，以西欧殖民掠夺和工业革命及东西分流为主要内容，二战为其画上了句号；3.0则是美国与美元为主导的相对包容的时代，是从三足鼎立到美国称霸的故事，但2008年金融危机可能宣告3.0模式结束。所以，我们正处在3.0向4.0转轨的过程中。
全球化4.0会是中国的崛起吗？笔者的看法是，在这个确定性混沌的世界，“蝴蝶效应”无处不在，一切皆有可能，不过在某一结果前面可能要加上大量假设。笔者更愿相信，未来是个更加包容的世界，是多点式的包容，彼此之间和平对话。也许很多读者感觉到了现在的“逆全球化”和民粹思潮，但很多学者不同意这个提法。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确实在逆潮流而动，但这个趋势能维持多久还有待观察。而且除了美国，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是在朝着全球化方向迈进，只是新的对话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建立还需要时间。
货币是经济的命脉，是经济体系良序运行的基础，常与一个国家的主权联系在一起，其流通和价值的稳定都是由主权信用背书的。正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各个主权国家才发行自己国家的货币，强势大国才积极推行货币的国际化。
不过，眼下货币领域最热门的或许就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不少人觉得它会代替主权国家货币，并最终成为世界货币。笔者并不太认同这个观点，主权货币是主权的衍生物，没有主权就不会有主权货币。但是，有主权的国家倒是可以选择自己的货币形式，如欧元就是一种区域间的超主权货币。
未来会不会有全球性的超主权国家货币，答案是肯定的，现在就已存在，特别提款权（SDR）就是，但SDR的职能非常有限，很难将其与主权货币的地位比较。在全球范围内行使交易媒介、价值尺度、贮藏手段等职能的货币，不知道何时能出现。其前提条件是全球的紧密度像当前欧元区国家一样，甚至更紧密，因为随着参与者数量增加，协调难度会指数般增加，从欧元区的一大堆麻烦就可知统一货币的难度之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