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
“物质成功，社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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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公平之怒》
⊙郑渝川
长期致力于研究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影响的诺丁汉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及约克大学客座教授理查德·威尔金森，与约克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凯特·皮克特合著的《公平之怒》，通过翔实的论证指出，最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造就了“物质成功，社会失败”，这让相当多的中低收入群体承担着严重的代价。
全书开篇就指出，20世纪后期至本世纪的头20年，人类已进入物质与技术成就的鼎盛时期，但民众幸福感指数却下降到近代以来的最低值：“我们充满着焦虑，容易抑郁，为别人如何看待我们感到担忧，对自己的友谊心存疑虑……我们过度进食、着迷一样地购物与开销，或是沉溺于过量的酒精、精神药品和非法药物，试图从中获得安慰。”
本书两位作者指出，社会中各种关系的性质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不平等的程度和政策深刻地影响了所有人的心理福祉。作者令人信服地考察了一系列健康与社会问题，包括暴力、精神疾病、青少年生育、教育失败等，指出这些问题在不同国家中，发生在穷人群体中的比率远远超过富人群体，并且后者更可能因为财富避免或摆脱困扰，而前者因为近年来公共福利水平的下降而面临无法走出困境的糟糕处境。
根据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据，经济增长与平均收入增长而今越来越难以增进人们的福祉。而在不同国家，不平等程度影响着前述的糟糕健康状况，造成的社会问题越来越普遍，越是不平等的社会，相关问题在穷人群体中表现得就越为突出。而且，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贫困、健康、犯罪等问题往往被分割开来解决，并采用市场逻辑——其结果就是，通过政府购买市场服务等方式，确实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贫困、抑制再次犯罪、治疗疾病、摆脱毒品等问题，但不平等社会却会继续、持续制造上述问题。
两位作者格外关注青少年、老年群体的情绪感受。不平等的社会使人在许多时候变得自信（不平等社会引导人们将走向成功、获得成就的原因都归结为自己），但另外的时间里，不同的场景中，人们又很可能变得更为焦虑与抑郁（不平等社会让人们将不能成功等遇挫理由，都定义为外在原因）；人们无法无视社会地位，希望通过努力获得更多财富、更高的社会评价，热衷于自我推销，大多数时间却受挫，让他们觉得再努力也是徒劳，这样的情绪煎熬只能让人陷入内心撕裂。
最触目的现实是，不平等造成并加剧了社会矛盾与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不平等会严重撕裂社会。这个结论得到了数据的强烈支持。在欧美，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北欧国家，社会凝聚力明显要高于不平等情况更加严重的美国。实际上，美国社会学界近年来已不断有学者发出警告，指称美国社会关系受到了侵蚀，阶层、民族、种族、宗教信众群体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而这背后均与不平等程度加大，造成中下阶层平民陷入生活危机有关。
不平等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问题。以英国为例，2000年的全英调查显示，23%的成年人或患有神经症，或沉迷于酒精和毒品，有4%的成年人受困于多种心理疾病。如果将世卫组织及各国卫生部门公布的心理疾病数据，与不平等指数对照，不难发现，焦虑症、冲动控制失调及严重疾病均与不平等有很强的关联性。社会地位低且无力、无法改善境遇，更可能诱使人滑入吸食毒品的泥淖。
生理健康水平也与不平等状况密切相关。这一相关性是在20世纪下半叶及之后才得以凸显的。之前，由于公共卫生体系尚不健全，诸多重要的医学发明和创新还未普及，富人和穷人都可能受到许多严重疾病的威胁。但20世纪中期之后，随着医学水平有了极大提升，社会发展开始呈现加速分化趋势，很难获得对工作和生活掌控感的中低收入阶层人士，更可能成为癌症、慢性肺病、肠胃疾病、肥胖、高血压等疾病的受害者。书中所举的实例有，收入差距拉得越大，中低收入阶层人士的腰围（肥胖指数）就会越大。
不平等阻碍了各国教育领域的进步。19世纪以来，公共教育已成推动社会平等发展的重要动力。但20世纪后期以来，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开始推行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公办学校师资力量被削弱，其他方面的财政支持水平也被降低，平民家庭孩子所能获得的社会流动机会因此大大减少。与此同时，上述国家和地区有了越来越多高收费、配备高水平师资的所谓贵族学校，这意味着中等及以上收入阶层家庭，可用钱来换取平民家庭无法获得的更优质教育、更好的发展机会。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英等国的公办学校开始有了成绩较差、中下阶层平民家庭的孩子扎堆的现象，而这直接带来了青少年生育的严重社会问题。青少年怀孕率和生育率均呈现出社会阶级差异——中产阶级家庭女孩也可能未婚先孕，但通常会选择堕胎，而在贫民家庭，女孩往往会将孩子生下来。这样“生了孩子的孩子”，没有能力养育下一代，他们的孩子只能在比父辈更差的环境中成长。这意味着贫困的加速传递。同样，因为教育等公共福利削减，欧美国家学校、社区的暴力变得更为频繁。作者由此大为感慨：不平等让青少年可能变得更冷漠，更可能遭遇暴力侵害，同时也更可能成为施害者。
不管是美国梦，还是欧洲梦、日本梦，发达国家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制造的个人发展愿景，核心都在于社会流动性。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家乔·布兰登在8个国家的大范围、长时段研究，孩子出生时父亲的收入水平与孩子30岁时的收入水平，被认为是说明代际社会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的上佳数据。布兰登的研究证明，美国、英国的社会流动性近几十年间已降到很低水平，远远落后于德国、加拿大与北欧国家。不平等指数的增加，严重降低社会流动性，反过来会继续加剧贫富隔离，而这种隔离会广泛渗透到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固化对穷人的刻板印象。
不平等分化并腐蚀社会，使社会发展逐渐失衡，而失去社会团结和凝聚，又使社会运行风险加大，这对富人等群体也同样意味着不确定性危险。作者为此疾呼，改进税收和福利政策，在再分配之前就确保实现较小的税前收入差距，以确保政府和社会拥有供给较高水平公共福利的财力。只是，这样的建言变成现实，还有多长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