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子从广受欢迎
到被放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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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宋财政制度的剧烈变化，交子逐渐走向了历史舞台中心。当交子被迫走上疯狂的通胀之路后，就无法逃脱陨灭的命运了。对比历史，我们不得不感叹这是金融的力量，也是金融的局限。大历史的走势，最终仍旧取决于国家的资源整合能力。
现有史料证明，交子最初来自民间，其起点是四川16家富户联合发行私人票据。《宋史·食货志》即说“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这一领先世界的金融创新之所以发生在四川，一方面源自茶叶和马匹等贸易的发达，另一方面也与当地铁钱的笨重有关。
随着民间交子的发展，这一创新开始步入官家视野。在得力地方官的几番推动之下，最终宋朝的官方交子应运而生。从宋朝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开始，宋朝正式发行交子纸币，数量为1880000贯，其式样有统一规定，“一依自来百出给者阔狭大小”。除了纸张版式特制之后，朝廷规定伪造交子与私造交子纸币都是重罪，此后两年一次的发行额度都是1256340贯。
在此后的流通中，交子的流动期限以“界”分，一般是三年为期，期满则新旧交替更换，其实这就是比较原始的平准制度。交子原本有稳定的发行准备，一般一界发行额度是150万贯，而准备金是铁钱36万贯。很自然的是，交子的便利也带动铁钱流通量的下降，从北宋初年的50万贯逐步下降。反过来，从铁钱数量的下降，也可以看出交子受到欢迎。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国家的介入，交子获得更大的成功，不仅解决了私人交子存在的信用难题，也受到从事跨地区跨国贸易的四川茶叶商人的欢迎，导致交子在交易之中以溢价交易，常常以高于标价成交。苏辙就曾记录“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
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使交子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宋朝日益增加的军事开支也在寻找解决思路，各种金融创新继续发酵。为了给军需提供保障，鼓励商人运输物品到边疆，宋朝当局还发明了一种期票，即“见钱交引”，以节省商人的运输货币费用。当时流行的有“茶盐交引”，后又有军需品交引。这些票据进一步兑现成铁钱或交子，运转情况不错，发行权后来也集中在首都开封。
随着大宋财政制度的剧烈变化，交子逐渐走向了历史舞台中心。伴随着王安石的激进新政与边疆战事的浩大军用，货币流通数量开始膨胀。对王安石变法，毁誉参半，但无可置疑的是，它大幅度地提升了北宋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对货币的需求因此大增。同时，西北边疆与西夏的战事延绵不绝，军事开支动辄以千万贯计。就以铜钱铸造而论，仅1073至1084年，宋朝铜钱的产量就翻了两番，超过了每年500万贯。据统计，北宋铸造铜钱2.6亿贯，比其他朝代的铸币总量加起来还要多，这也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而纸币的发明与流通曾经有效地弥补了铜钱的不足。
从信用的角度审视金融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中央银行起源于私人银行的发展轨迹，而现代纸币的前身交子，同样起源于民间。可见，金融信用首先来自市场，而不是权力所赐。
但是，交子诞生之后平静并没能持续多久，战争打乱了宋代的经济发展节奏，交子随之步入超发状态。官方交子发行量与流通中交子数量不断攀升，到了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陕西战事使交子的“界”以及发行都已出现混乱，“界率赠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用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此外，货币需要商业的支撑，同样是为了应对财政压力，宋代茶叶逐步从私人转向国家垄断经营，这也导致交子需求降低。供需失衡之下，人们对于交子的贬值预期又导致交子进一步贬值，新旧交子贬值为“以一兑四”甚至“以一兑五”，价值只有票面的五分之一，最终交子不得不被官方和市场放弃。
到了宋徽宗（1100年—1126年）年间，在西夏战争中，随着交子无奈改为钱引，“交子务”也改为“钱引务”。所谓钱引，也就是此前在陕西等地已经流行了很久的票据。而相对交子而言，钱引更是增发无序，“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因为没有资本金，所以贬值速度更是惊人，“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缗表示成串的铜钱，一般每串1000文，这样已经贬值超过十分之九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钱引到了南宋仍旧存在。宋高宗南渡偏安临安（杭州）后，也以70万贯铜钱准备发行3000多万贯钱引。“绍兴七年，通行三界，发行数达三千七百八十余万贯。末年，增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而所有铁钱仅及七十万贯。”
交子既然已被迫走上疯狂的通胀之路，那就无法逃脱陨灭的命运了。对比历史，我们不得不感叹这是金融的力量，也是金融的局限。大历史的走势，最终仍旧取决于国家的资源整合能力。
（作者系青年学者，近期出版《白银帝国》《不迷路，不东京》，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