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把经济学视为基于“动词”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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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布莱恩·阿瑟《复杂经济学》
⊙潘启雯
早在1996年，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知名学者戴维·科兰德曾说了这么个寓言：“一个世纪以前，经济学家站在两座高耸山峰之间的底部，而山峰则隐藏在云层当中。他们想爬上高峰，但是不得不先决定要攀爬的是哪一座山峰。他们选择了有明确定义、遵循数学秩序的那座山峰。但是当他们费尽千辛万苦登上了那座山峰，站到了云层上之后，才发现另外一座山峰要高得多。那就是过程和有机主义之峰。”沿着科兰德的研究之路，圣塔菲研究所（SFI）元老、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莱恩·阿瑟观察发现：“在过去这些年里，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攀登另一座山峰了（‘复杂经济学’之峰）。在这个征程中发现的任何东西，我都会非常感兴趣。”
《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是阿瑟专门针对“另一座山峰”的集大成之作。复杂经济学新框架中的许多“现代”主题和前沿研究及最新发现，既与熊彼特、斯密、穆勒、凯恩斯等伟大思想家的思想非常契合，与许多制度主义者和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也颇为吻合。因而，细读这部著述，对我们深入了解一个统一的新经济理论图景的来龙去脉大有裨益。
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的自然状态
经过多年研究，阿瑟教授认定，复杂经济学不是添加到标准经济学上的附加组件，而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经济。复杂经济学从不将经济视为一个均衡系统，而是把它看作一个不断自我“计算”、自我创建、自我更新的动态系统。“均衡经济学强调秩序、确定性、演绎推理和静态均衡，而复杂经济学强调偶然性、不确定性、意义构建和‘一切变化皆有可能’。或者换一种说法，迄今为止，经济学一直都是一门基于‘名词’的科学，而不是一门基于‘动词’的科学。经济函数随时间的变化，通常都被定义为固定的名词，即实体层面的变化，如就业、生产、消费、价格等。但是现在，这些变化已经从名词实体层面，转换到了动词行动层面，如预测、反应、创新、替代等。行动能够引发进一步的行动。”
很多年来，确定论和理性主义思想引领了理论经济学，这让许多经济学家深感不安。如果以演绎推理预期采取行动，那么预期就创造了正在试图预测的世界。可如果没有关于他人的预期的知识，任何一个行为主体的预期，从逻辑上看就不可能形成。而实际上，经济中存在着根本的不确定性。据此，阿瑟认为，只要探究“行为主体可能如何应对”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就已隐含地假定经济是非均衡的了。这是因为，如果新的应对方法是可能的，那么这些方法就会改变结果。由定义可知，这不可能是均衡的。
接受过良好的新古典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们，可能会对非均衡此种假设持反对意见，因为标准经济学理论认为非均衡情况在经济中无足轻重。包括萨缪尔森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就曾很明确地告诉人们：均衡就是经济的自然状态。但是，阿瑟教授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始终认定，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的自然状态，因为经济始终处于变化当中。这不仅是因为经济总是面临着外部冲击或外界影响，而且还因为非均衡本身就产生于经济的内部。
一个典型的交通流量模型通常都会承认这一点：当一辆车与前面的车辆离得很近时，该车应该减速；与前面车辆相距很远时，该车可以加速。如果给定某个较高的交通密度，例如每千米有N辆车，那么就意味着车辆之间有一定的平均间距，车辆应该放慢车速或提高车速，以便与之相适应。这样一来，也就在不经意间出现了一个均衡速度，如果我们希望得到的“解”只限于均衡状态，那么我们就只能看到这种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当交通密度较高时，往往会出现非均衡现象。有些车辆会放慢速度，因为司机可能注意力不够集中或受到了干扰，而这就会导致他们后面的车辆随之减速，从而立即压缩了交通流量，并进而导致后面的车辆进一步减速。随着这种压缩不断向后蔓延，交通就会受阻，这就出现了交通堵塞。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交通又会恢复正常。
与交通流量模型案例相映成趣，在银行体系中，一家银行在面对压力时，可能会将这种变化转移给与其有联系的同伴，而这些同伴又可能将其传递给他们的同伴，那些同伴的同伴又可能进一步传递给他们自己的同伴……因此，在某个节点发生的事件，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级联放大的事件。这种级联事件或连锁反应，通常只会进一步对其他两个因素产生影响，有时也会对更多因素产生影响，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对很多因素产生影响。
事实上，所有系统，包括物理系统、化学系统、生物系统、地理系统等都有这种特征，即事件可在系统中传播。“如果从外部改变一个系统内部各因素相互作用的程度，如提高某些事件进一步引发其他事件的概率，或者增加系统内部的连接数等，系统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原本存在某种后果的话，这种后果会从轻微影响发展到严重影响，再从严重影响发展到永久影响。系统会经历一个相变。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复杂性的标志。”
经济中的非均衡现象，迫使人们去研究非均衡导致的各种变化的传播，而复杂性科学所要研究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传播。
技术集合如何建构并改变经济结构
关于经济变迁的标准，传统经济学理论往往将技术与生产函数等同起来，并把经济视为这些技术的“容器”。当新工业技术被引入进来时，生产函数就会变化，于是产量提高了，劳动力或其他资源得到了释放，而这就意味着可投入更多财富，用来研发更新的技术。从而，经济平滑地从一个均衡转移到另一个均衡，并实现了内生增长。
在阿瑟看来，这种观点或模型看似很漂亮，也颇为符合均衡经济学的套路，但这使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技术，成了背景因素。这种观点或模型把技术视为无形无相，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翩然而至，没有结构可用来解释技术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经济。作为手段，阿瑟教授赋予了“技术”更宽的范畴：可包括工业生产程序、机械设备、医疗程序算法法则及商业流程等。此外，技术还可包括组织机构、法律和制度，这些也都是人类实现目标时所用的手段。所以，在阿瑟教授看来，“技术是处于最显著的前台位置，价格和数量反而处于背景位置。”
在此基础上，阿瑟还加入另一种观察结果：只有当存在对技术的“需求”时，技术才会出现。例如，19世纪，马车运输业出现了许多“利基企业”，他们专业化程度高且相互联系紧密，数量也一直在稳步增加。到了19世纪末，各种不同类型的马车车厢制造者、马具制造商、铁匠铺和马种繁殖场等形成了一个共生进化的生态。汽车出现后，所有这一切都崩溃了。以石油勘探技术、精炼技术、内燃动力技术、大批量生产技术、汽油分销技术，以及汽车维修技术等为基础的一系列相互连接的新“利基制造商”，组成了一个新网络。这个网络一开始增长缓慢，但逐渐替代了以往的“马车制造网络”。因此，共生系统中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指多样性。当然，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一个开放的机会之网，有利于进一步开发新技术。
复杂经济学往往聚焦于任何一个时点上出现的技术集合，并且追问这个技术集合是如何进化的，即集合中的技术是怎样产生的，又如何创造和再创造一个相互支持的支撑体系，这个支撑体系又如何随时间推移改变了经济结构。
要让这个基本结构运行起来，先要弄清楚技术集合是如何建构的。根据建构技术集合的各个步骤，阿瑟给出经济形成的六个步骤详细“算法”：一，新技术在某些现有的特定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来，作为一个新元素进入当前的技术集合中。二，新技术变得活跃起来，并替代现有技术及现有技术中的某些部分。三，新元素为支持性技术和组织安排，创造出进一步的“需求”或提供进一步的机会利基。四，如果被替换的旧技术从技术集合中退出，那么它们的附属需求就会消失。它们提供的一系列机会利基，也会随之消失，那些用于填补这些机会之窗的元素，也会变得不再活跃。五，作为未来技术或未来元素的组件，新要素变得活跃起来。六，调整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以适应上面这些步骤。成本和价格以及研发新技术的激励也会相应地有所改变。
这个算法一旦运行起来，就可启动一系列事件且永远不会停下来，因为这其中的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激发出更进一步的事件。每项新技术都可以导致更新的技术，这些新技术反过来也会提供更多机会，以及更进一步的替换。技术创造了经济结构，经济调节着新技术创造，由此也调节着经济的创造——为此，人们通常可看到“技术→创造经济→经济→创造技术”的因果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