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看似“非理智”行为
背后的复杂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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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马克·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
⊙林思成
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中，领航员空间站的核心智能主机MOSS最后有这样一句“感慨”：“看来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的确是一种奢求。”产生这句“感慨”的剧情背景是，男主角的父亲——航天员刘培强为了在地球上的子女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能生存下去的希望，拒绝了地球联合政府通过MOSS发布的、旨在稳妥保存空间站中人类文明火种的“火种计划”，而选择了成功概率极小的、以牺牲空间站及自己生命为代价来拯救地球的方案。刘培强的选择，在人工智能MOSS看来，是非理智行为；然而，从刘培强的角度看，自有其逻辑所在，正如他反驳MOSS时所说：“没有人的文明，那还叫文明吗？”换言之，他的选择是以他所积累的心智结构和他所身处的社会关系为依据的，而脱离了认知结构和社会关系等因素来讨论人类行为的理智与否，已毫无意义。人类的现实行为，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或限制。我们分析和讨论人类行为，不能不考虑多种社会因素的复杂作用。
不过，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分析人类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时，却更倾向于将作为分析对象的行为从具体社会与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在更抽象层次的模型平台上展开讨论。这种模型化的做法，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将现实问题简化，舍弃掉一些无关紧要的社会因素，将其中的几个关键的影响因素精确地提炼出来。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被理论模型所舍弃的社会因素，可能恰好是对现实问题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要素。举例而言，对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求职行为，过去的主流经济学视角通常强调求职者个人在“搜寻”就业信息时的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而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嵌入理论和弱连带优势理论提出者格兰诺维特则将求职者所身处的社会关系作为一个关键因素来考察，发现求职者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有关就业信息的传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进一步建构出“弱关系假设”的理论命题；“弱关系”概念，如今已成社会学中的一个经典概念。
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个重要的“理性人”假设，而现为斯坦福大学Bechtel创新计划（硅谷社会网络）项目负责人的格兰诺维特则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之中的，因而在分析经济行为时不能缺少对社会性要素的关注。基于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背景这一基本逻辑，格兰诺维特在《社会与经济》中就社会科学的性质提出了他的一般性主张——一般性地解释经济行动、结果和制度的意义，并说明社会结构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为此，他将经济现象分为三个层次探讨：第一，个人行动；第二，“经济结果”，即从个人行动中提炼出来的、有规律的行为模式；第三，“经济制度”。这三个层次又分别对应着微观、中观和宏观三种理论分析上的层次。格兰诺维特的意图在于探寻微观到宏观的分析如何联系在一起，以及强调在这两个分析层次的动态连接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中观分析的重要性。他选择了与中观层次相适应并能有效地连接微观与宏观的分析方法——“社会网”。
为了从方法论层面论证“社会网”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格兰诺维特先将社会学中的功能论、文化论与历史主义的解释倾向打上“过度社会化”的标签，再将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的解释倾向打上“低度社会化”的标签，最后指出两者的共同缺陷：都预设了原子化的个人的行动。只不过，后者预设是个人为了寻求私人利益而行动，其行动完全与他人无关；前者预设则是个人按社会赋予他的角色的要求而行动，所表现出来的行动是根据业已内化的社会规范在展示“被规定好的表演内容”，与他人的关联也不大。
“社会网”分析机制的优点，在于能较好地避免以上“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个理论极端的缺陷，使人们在追求经济和社会目标时，所考虑到的一个由与自己相关的其他人所构成的关系网络也被纳入到理论分析的范围中。具体而言，作者又举了“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时间的嵌入”三种概念工具来对症下药：（1）所谓关系性嵌入，指的是一个人与特定的他人的关系本质依赖于一个两人之间相互预期的构建，也就是一个人的效用函数以另一个人的效用函数作为参数，这个概念工具可说是对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对症下药；（2）所谓结构性嵌入，指的是一个人所嵌入的关系网络的整体结构对个人所施加的影响；（3）而时间的嵌入，强调的是关系网络过去的历史对当前情境的影响。这后两个概念工具可以说是对“过度社会化”的方法论的对症下药。
由此来看，“社会网”机制，或者说“关系网络”机制，应是格兰诺维特方法论的核心机制，也就是贯彻全书的一个基本分析工具。格兰诺维特希望通过这本书所倡导的一种分析社会问题的基础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兼顾了制度结构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避免了极端强调其中的某一方面可能导致的单一化的思维误区。例如，《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作者福山，往往就某一具体问题作出决断性论定，但之后却又决断性地否定了自己之前的结论，然后又重复这一过程。福山在分析社会问题时，所体现出的一个关键性局限，就是过于单一化的思维模式。
与之相比，格兰诺维特所倡导的思维模式，则可称为一种“复杂思维模式”。所谓“复杂思维”，是相对于以制度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为代表的、单一化思维模式而言的。这种思维模式，秉持着将人的行为嵌入于具体社会背景加以考察的基本逻辑，运用社会网络机制作为分析工具，提倡透过人的能动性与制度结构之间的交叉互动来看待社会与经济问题，从而突破了单一化的思维模式的局限。
这一复杂思维模式，并不是以大而无当的方式将诸多具体问题一概而论，而是将人的具体行为放置在相关的宏观背景下，发掘从宏观层次到微观层次的复杂社会联系。因而，以这种思维模式作为自身的“心智结构”，可以使我们在分析社会问题时，构建出一种泛用性的、分析社会与经济行为的综合框架。如此一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尽力发掘诸多看似“非理智”行为背后的复杂成因，避免像MOSS一样发出“不懂人心”的感慨。或许，人类的行为永远无法做到MOSS眼中的“理智性”，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理智地”理解人类行为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