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资本主义履带下的“东京式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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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森冈孝二《过劳时代》
⊙潘启雯
吉玛是负责市场营销的管理人员，每天下午5点离开办公室，却并不能享受下班时光。在乘车回家路上，她要用手机一个个回电话；回家吃完饭，在孩子写作业时，她要查看邮件，再回很多个电话。同样，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丈夫此时也坐在家里的电脑前，睡觉前还要工作好几小时。在办公室和住家都能使用且能联网的电脑、笔记本电脑、电子邮件、手机、电子笔记本等通信工具创造了“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商业工作制。这是吉尔·A·弗雷泽《令人窒息的办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国人》一书的开场，被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森冈孝二的著作《过劳时代》所引用。
身为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起，森冈孝二便开始研究“过劳”问题。当时日本正处在一个巨大经济泡沫中，人们似乎失去理智讨论 “能否24小时战斗”的话题，森冈孝二清醒地从中看出了其中的危机。1989年，他独立算出了日本每年因过劳而导致死亡的人数比一年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人数还多。他的研究成果旋即引起了很大反响。
《过劳时代》2005年在日本出版时，年青一代也开始用“黑心企业”一词来指代“不想就职的公司”。那些“黑心企业”要求员工没日没夜加班，而加班费要么少得可怜，要么干脆没有。同时，长时间劳动和工作压力导致的“过劳自杀”，也成为日本年青一代的多发病症。调查显示，同英美两国相比，日本男性正式员工每周要多工作约10个小时（每年500个小时），比德法两国男性则要多大约12小时（每年600个小时）。
“过劳死”作为严峻的社会问题被日本国民熟知，始于1988年的“过劳死110热线”。在热线开设之初，过劳死仅被视为日本特有的社会问题。2002年1月，《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增加了一万多个新词汇，其中之一就是来自日语的“karoshi”（过劳死）。可见，过劳死已成象征日本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典型；而且，过劳死已非日本独有，已蔓延到全世界。
森冈孝二教授长期担任“大阪过劳死问题联络会”会长，推动了2014年日本《过劳死等防治对策推进法》的制定。他在讨论“自发性过劳”列举了一系列形容工作的词汇，比如“热心工作”“埋头工作”“有干劲”“做得到”“名誉”以及“自豪”等等，这些词语所表达的内心活动——充实感、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达成动机等，也都是造成自发性过劳的深层原因。
“休闲型社会”没有到来的内在根源
在步入过劳社会之前，人们曾对“技术终将解放人力”的论断坚信不疑。早在1930年，凯恩斯就曾在《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性》中针对人类未来的闲暇时间发表过相当乐观的论调。他当时预言，100年后，科技发展会使社会所需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一旦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人类劳动时间每周只需10至15小时，人们会因为闲得无聊而烦恼。然而，“休闲型社会”始终没有到来，反而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过劳死。
大约从1980年开始，世界范围内劳动时间缩短趋势停止；90年代初，世人开始热议“过劳”问题。1988年，麦当劳聘用了近50万名年轻人，他们像八爪鱼一样奔忙在“麦当劳工厂”。研究者们认为“麦当劳现象”之所以出现，正是电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这种忙碌：饮料感光器自动亮起、电脑程序严格控制薯条烹饪，使人力沦为机器的附庸，他们只是机械地将机器处理好的食物拿给客人。
“麦当劳现象”的产生，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强国竞争加剧，企业之间并购重组频繁有关。彼时“精简型”的企业受推崇，裁员严重导致员工人人自危，原本只是在工厂一线蓝领工人中比较普遍的过劳现象慢慢地蔓延到白领阶层。
“高度资本主义”一词出自于日本小说家池泽夏树的散文《东京式疲劳》，其被森冈孝二教授借用以概括导致“过劳”现象的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第一，全球资本主义使得国际竞争愈发激烈；第二，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普及了手机、网络等通讯手段，模糊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界限；第三，以消费为目的的浪费型生活方式成为大众化现象，这种消费资本主义让人们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以获得更高收入，满足攀比心理；第四，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一方面带来了雇佣形式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导致了收入两极分化。这几点分别强调的是激烈的国际商业竞争、通讯手段的进步、以消费为目的的浪费型生活方式的流行，以及非正式雇佣现象的泛滥对过劳时代的催生作用。
物质越丰沛，精神却越贫乏。人们为了收入而工作，却丧失了健康和个人生活。那些为梦想努力的人们几乎都是过劳症患者。毋庸置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对时间的抢夺”变得尤为重要。当下新衍生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争夺时间而生：快餐、快递、闪送，以及信息流、短视频，一切都指向一种“我马上就要得到”的迫切需求，速度的逼催之下是人精神紧张的超负荷劳动。人类作为一切文明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正在被我们创造的一切催促着、强迫着、无法片刻安宁地持续消耗着。
在美国，最能代表过劳的职业是律师和实习医生。美式英语将实习医生称作“Resident”。“Resident”的本意是“居民”，为什么会引申为“实习医生”呢？这颇为让人不解。森冈孝二教授在日本国立循环器官疾病研究中心的坂东兴大夫那里看病时，偶然读到了他的著作《心脏外科医生》，才知道实习医生因常常住在医院值班，所以被人称作“Resident”。
将劳动力视作商品、压榨其价值的做法，并非只存在于资本积累的起步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日本正式员工雇佣制度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将金钱与利己主义奉为圭臬的“市场个人主义”却钻了非正式雇佣的制度空子，以帮助企业成功度过经济泡沫破裂时期。森冈孝二教授通过数据与案例阐述了日本雇佣关系的变化：没有劳务期限的正规劳动者减少，有劳务期限的非正规劳动者增加。大部分非正式员工的雇佣关系都很不稳定，而且工资明显偏低，工作（包括加班）时间远远长于正式员工，可谓是“廉价劳动力”的活标本。
各国防止过劳的措施和策略
英国在18世纪后叶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作时间随之突然延长。到了19世纪前叶，劳动者平均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70个小时。日本工业革命一般指从19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不久后到20世纪初，纺织业、矿山开采业、铁路业、制铁业等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工作时间开始延长了。
技术发明的目的在于节省人力、提高效率以改善人的生活质量，但从有据可考的人类工作时间史来看，随着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工作时间实际上是越来越长了。不仅如此，工作在日常生活中借由新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而无孔不入，还未体会到“休闲型社会”好处的我们已然迎来了“过劳时代”。20世纪60年代，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用小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描述了这种“职业倦怠症”。小说中，一名医生在非洲刚果的麻风病医院工作，在重压之下感觉“Burnt-Out”，身心交瘁，生命力都被燃烧殆尽。
针对“过劳”问题，各国有自己的解决策略。比如英美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运动”，提倡弹性工作制，使员工无论在家庭还是在职场都能获得较强的幸福感。男女共同承担家务，全职和兼职混合的“荷兰模式”，不仅解决了失业问题，在缩短工时和防止过劳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日本，有学者小贯雅男提倡的“菜园家庭革命”，在一个类似乌托邦的复合型社会，人们一周在商业或公共领域工作2天，在自家农场工作5天，如此从繁重的工作压力中释放，可以自由地从事创造性的劳动。
在《过劳时代》末尾，森冈孝二教授从劳动者、工会、企业和法律制度四个方面，提出了防止过劳的措施和对策。其中包括劳动者懂得找到工作之外的生活意义、带薪年假要休够不能浪费、若公司违反《劳动基准法》需适时举报等，另一方面，企业应缩短工时、调整人员配置、禁止无偿加班、避免假日加班等等。森冈孝二教授说：“许多人因为没有遵守劳动标准而丧生或遭受损失。从这一点来说，前述防止超负荷工作的方针和措施，归根到底就是对人们的工作方式和雇主的用工方式制定的一定标准，以便人们能过上有人情味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