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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
是经济学创始人吗?

2019-12-30 来源:上海证券报
  □康 珂

对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创始人这一说法学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斯密的主要功绩是总结,而非发现,他是一位伟大的总结者。今天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在思想溯源上不能止步于亚当·斯密,更不能迷信斯密的教条。

1776年,北美殖民地人民发布《独立宣言》,宣告一个新的国家——美国脱离英国诞生了。这是一件深刻改写人类历史的大事,但在当时,很多英国人只是视其为一场普通的叛乱。因为大英帝国的疆域是如此广袤,北美事务并没有引起英国人足够的重视。在美国独立当年,英国还发生了两件重要之事:一是詹姆斯·瓦特成功制造出新型蒸汽机并投入市场,催生了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二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出版了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经济思想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了。斯密因此被称为“经济学鼻祖”或“现代经济学之父”,被认为是这一学科的创始人。然而,如果仔细挖掘经济思想史,我们会发现这一说法并不严谨。美国奥地利学派学者罗斯巴德就直言:“在斯密享有的崇高声望与他对经济思想所做出的值得怀疑的贡献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差距。”

且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斯密之前。

一般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是法国人蒙克莱田于1615年创立的(也有学者认为迈耶尼·蒂尔凯在1611年已经使用了这一概念),其含义是对整个国家或社会财富问题展开研究的学问。但作为一个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除了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外,其他学术贡献不大。法国人对经济学创立的主要贡献来源于魁奈、杜尔哥等重农主义学者。

在写作《国富论》前,斯密曾游历法国,结识了魁奈、杜尔哥等人,并对其表达了崇高的敬意。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魁奈“自然秩序”理念的翻版,斯密倡导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最早由杜尔哥的好友古尔奈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已被杜尔哥清晰地论证过。此外,重农学派把财富源泉的探寻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为政治经济学正确财富观的形成开辟了道路。难怪法国学术界认为把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的称号让给斯密是“非常轻率”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夏尔·季德说:“魁奈和他的门徒们应被认为是这门科学的真正奠基人……重农主义者开拓了道路,使斯密和此后一百年间所有的学者沿着它前进。”

在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的荣誉被马克思授予了威廉·配第,而非亚当·斯密。配第生于1623年,恰好比斯密早出生100年。配第一生勤于写作,去世时留下了50多箱手稿,其分散于不同著作中的思想勾绘了政治经济学的雏形。他使用“解剖”一词来描述他对经济现象的分析,试图对经济现象作理论总结,他第一次提出关于经济规律的问题,并创立劳动价值论,其思想高度远超同时代的重商主义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亦对配第高度评价:“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都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作为斯密的好友,大卫·休谟关于贸易、货币的观点也深刻影响了斯密。

在斯密之前,另一位值得重视的学者是爱尔兰人理查德·坎蒂隆。由于英年早逝,他写于1730年前后的《商业性质概论》一书长期被湮没,直到19世纪后期被英国边际效用学派代表人物杰文斯重新发现。《商业性质概论》探讨了财富起源、商品交换、价值理论、收入理论、货币理论、对外贸易理论等内容,内涵丰富,洞见深刻,学术界评价极高。杰文斯盛赞其为“关于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经济思想史学家查尔斯·吉德认为该书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系统研究。罗斯巴德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荣誉应该属于坎蒂隆,斯密“在基本不致谢或说明出处的情况下大段地抄袭坎蒂隆的东西”。同时,坎蒂隆提出的主观价值论、企业家等理论却被斯密忽略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损失。

从内容上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犹如一本百科全书,对后世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淹没了以前的经济学著作。但《国富论》中的大多数主要观点在斯密之前都已存在。一些历史学家根据创造力对古典经济学家们排位,“斯密排在坎蒂隆、魁奈、杜尔哥之后”。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谈到:“斯密被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前驱者’,但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综上所述,斯密是经济学创始人这一说法存在很大争议。但这并不否认斯密对经济学巨大和独特的贡献。人类的思想精华是世代积累而成的。斯密在坎蒂隆之后再次缔造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马克思指出,在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斯密的主要功绩是总结,而非发现,他是一位伟大的总结者,创造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他的作用应当是吸收其他人的最佳思想……将它们组合成一个全面的体系,不仅揭示了经济体的本质功能,而且就政策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见解。”

因此,今天我们研究经济学,在思想溯源上不能止步于亚当·斯密,更不能迷信斯密的教条。

(作者系青年经济学者、银行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