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社会良好运行
离不开“看不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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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凯特琳·马歇尔《谁煮了亚当·斯密的晚餐：女性与经济学的故事》
⊙潘启雯
“我们有指望吃上一顿晚餐，并不是因为肉贩、酿酒师或面包师傅大发慈悲，而是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1776年，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写下这么一句名言。亚当·斯密希望说明的是，肉贩努力工作、面包师精致做面包、酿酒师认真酿酒，并不是因为他们心肠好、想为别人创造幸福生活，而是为了赚取利润，也就是“趋利的本性”是社会经济得以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
针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瑞典晚报》总主笔凯特琳·马歇尔宣称：亚当·斯密只成功回答了一半。为此，她还专门撰写了一本名为《谁煮了亚当·斯密的晚餐：女性与经济学的故事》，对传统经济学使用单一“经济人”假设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提出质疑，并从亚当·斯密的餐桌开始，讲述“经济人”诞生的故事。通过这一过程，马歇尔描绘出一个崭新的、更有包容性的“现代经济人”（包含女性特质），尝试去弥补“经济人”(男性特质)的不足，进而提供了看待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新视角。
被忽略的“非市场”工作
在标准经济学理论里，“经济人”是没有情绪的，从来都与“帮助”、“体贴”、“依赖”这些特质无关。于是，经济学变成了一套“少用到爱”的科学。
亚当·斯密终身未婚，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当亚当·斯密受命担任爱丁堡的海关专员时，母亲也随他一同前往。她的一生都在照料儿子，她的行为并不是出于“利益”，而是因为“爱”。毋庸置疑，亚当·斯密母亲的行为应纳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范畴之中。可时至今日，母亲照顾孩子、清洁和烹饪等工作，从未被看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在标准经济学模型里都不算是“经济性活动”。
马歇尔认为，亚当·斯密忽略了经济原则构架中一个重要的动因：那个把肉、啤酒和面包变成“真正”晚餐的人。作为一个富裕的、没有结婚的男人，亚当·斯密当时也许能依赖着“市场”来获得时不时的烹饪服务。但一块肉不会魔法般地变成晚餐。这个过程要求大量的劳力和专业技能。
这样一份“非市场”的工作，还有做这件工作的不成比例的女性人群，并没有被算在亚当·斯密的经济计算之内。关于“我们如何吃到晚餐”这个问题，亚当·斯密的母亲正是他答案中的一部分，然而显然又被他忽略掉了。
如果没有妇女赶早出门买菜做饭，农贸业的经济链条是无法形成的。但妇女花在路上和家中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都没有被算入，只是简单地被当作是“自然资源”而已。如果经济学是一门关于自利的科学，那么女性的位置何在？马歇尔由此认定：在“看不见的手”难以触及之处，是“看不见的性别”。标准经济学理论里的“经济人”，事实上指的是“经济男人”，即便当代的职业女性也是被“要求成为男人”。
有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开玩笑说，若一个男性娶了他的保姆，就会使得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因为妻子的工作不再被计入。反之，如果他把年迈的母亲送到养老院，因为支出被计人国民生产总值，等于促进了经济成长。这个笑话除了把经济学家的性别角色认知暴露无遗之外，也说明了同样的工作在什么条件下能被计入国民生产总值，在什么条件下又不能被计入。
如果我们想得知经济体的全貌，就不能忽视一半人口花一半时间去做的那些工作。在马歇尔看来，社会经济要想蓬勃发展，必须具备人、知识和信任，而这些资源大部分来自无薪的家务工作。当经济学家假定所有人都是“经济人”时，经济体中的很多“非市场”工作就被忽略了。而在这个过程中，被忽略的恰巧又是女性。由此，马歇尔强烈呼吁：经济学家们既然认准了“经济人”特征的普遍性，那就必须把女性也当成“经济人”，并把她们纳入模型之中。
把“有爱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范畴
回归当下，我们有方法改变现有的经济模式和它可能带来的危机吗？马歇尔专门援引美国女性主义经济学教授南希·佛伯尔经常讲述的一个古老故事对该问题进行了生动而又形象地解读。
在古时，女神们决定举办一次国家间的比赛，看哪一个国家最终可以整体到达终点。发令枪响起，几个国家一起出发，一号国家很快冲到了最前面。一号国家鼓励每一位国民都全力奔跑。他们一开始跑得非常快，但没过多久小孩和老人就跑不动了、落后了，没有人停下来提供帮助，跑在前面的人因为大幅领先对手而乐昏了头，不愿意浪费时间来为别人提供帮助。但是，随着比赛的持续，连跑在最前面的人也开始累了，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疲倦不堪，不过此时已没有人能为他们提供帮助了。
二号国家的策略完全相反。这个国家让男性打前锋尽量往前冲，女性殿后负责照顾孩子和老人。这意味着男性们可以跑得飞快，当他们疲惫时，女性们会做好后勤工作。一开始这个系统非常完美，但很快产生了冲突，男性们认为他们为比赛作出的贡献更大，但女性们认为她们的付出至少和男性一样重要。于是，这套原本看来极具竞争优势的策略也失去了动力。
女神们把目光转向三号国家。这个国家的速度相对慢些，但这个国家的前进速度比其他国家更稳定。这个国家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跑，但也要照顾能力弱的人。国家既鼓励男性领跑，也鼓励女性领跑，同时每个人也都要兼顾照料老幼的责任。跑步的速度和其他的努力都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贡献，这样的策略使得全体人民团结一心。这个国家最终赢得了比赛。
这个理想型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动机向来是复杂的。我们没有必要把爱心和钱、男人和女人作为水火不容的事物。经济学也许可以把“有爱的经济活动”纳入到严肃的经济范畴，把女人看作是平等的经济主体。
多年前，加拿大经济学家曾尝试着计算了女性无薪工作的价值，依据他们的结论，无薪工作的价值量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30.6%至41.4%。人们都希望在工作中得到赏识、受到重视和获得支持，金钱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方式，当一件事和钱有关时，不见得就一定要和自私画上等号。
勿让经济诱因扼杀了真正的良好动机
标准经济学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并会对不同诱因给予相应反馈。比如训练狗，如果你要求狗坐下，它照办后就要给奖励。奖励是一种诱因，狗坐下则是对诱因的反应。
从经济诱因角度出发，自由放任学派甚至认为自由放任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念的最极致体现，尽管亚当·斯密本人几乎不支持这一理念。
在马歇尔看来，在设定诱因时，我们通常会去找最容易衡量的因素，然后简化成指标指向希望强化的部分。但通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人们会围绕着诱因打转，老师开始教授学生如何在考试中得高分，而不是传授知识；总经理开始做出一些短期内能推升股票的决策，而不是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
比如，以色列的一家幼儿园就有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忙于工作的家长们总是没办法准时下班来接小孩，于是有两位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为了让家长早点接孩子回家，幼儿园决定对迟到的家长实施超时付费制度。但这一措施却导致家长接孩子的时间更晚。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当幼儿园决定实施超时付费措施时，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准时接孩子本是家长应尽的责任，但超时付费实际上等于给晚接孩子这件事做了定价，于是，家长开始把超时付费当成幼儿园提供额外服务的费用。幼儿园这一错误的严重之处是改变了家长和幼儿园员工之间的关系，甚至家长们连道德上的约束都没有了。
当然，经济诱因也不是没有正向作用。比如慈善机构在印度郊区提供免费疫苗，但仍然有80%的印度孩童没有注射疫苗。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注射疫苗，慈善机构开始采用诱因。他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给注射疫苗的人提供免费的炖扁豆，那些以前不给孩子接种疫苗的家长，现在都来了，接种疫苗的比例随即大幅提高。
这个案例说明，在很多情况下，经济诱因效果极强。虽然，这个世界并非一切都仅仅基于经济上的算计。不过，如果你引进经济诱因，就会存在着与以色列幼儿园一样的风险，整个情境的本质被改变，所有的核心要素也完全被重新定义。
在马歇尔看来，人们加入经济诱因的初衷，是相信经济力量是唯一影响人类行为的驱动因素，但随后人们发现在经济人闯入的同时，赶走了道德、责任、爱心、情绪与文化上的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其实对经济体的发展，曾产生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市场的问题就不是原来难以理解那么简单了。基于此，马歇尔不忘告诫世人：“维系一个社会良好运行的基础并不只是那双‘看不见的手’，还存在着一颗‘看不见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