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为什么不容易被取代——读《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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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扬
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贸易摩擦的发生，网上关于制造业面临严重冲击和向海外转移的担忧增多。自从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这样的论调仍不时出现。
研究中国当代战略问题的知名学者、《枢纽》一书的作者施展，在他新近出版的著作《溢出》里，为我们叙述了开启于40余年之前的中国制造业的故事，分析了它自身发展逻辑，勾勒了这种由制造业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商人秩序”，以及它在未来可能的演化路径。
故事还得从较远处说起。“多年之后，来到中央音乐学院读大学的徐小平站在学校演奏厅里，听到耳边响起那段他已经烂熟于心却始终不知道名字的音乐，还会想起在家乡泰兴镇那个昏暗的夜晚。”在这位现今的著名投资人加入泰兴文工团的第一个春天，他就瞥见了一个拉大提琴的高大身影。在1970年代特有的昏黄灯光下，这个高大身影毫无预兆地闯入了他的心灵世界，他演奏的是贝多芬的《G小调小步舞曲》。这个拉小提琴的人，就是当时担任泰兴文工团指导老师的何彬。他曾是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乐团民乐队的队长，是电影《铁道游击队》主题曲的词作者之一，也是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词作者之一，可算是中国顶级的弦乐演奏家。后来，正是这个人，帮助泰兴成为了世界提琴之都。
40年之后，泰兴下辖的溪桥镇拥有各类提琴生产企业共220多家，年产各类提琴产品70余万把，提琴产量占中国市场份额的70%，占全世界提琴市场份额的30%。在40年之前，溪桥镇一直就是木匠之乡，很多人都曾在上海学习制作小提琴，后来成立的上海提琴厂里就有不少提琴制作师傅来自溪桥镇。1971年，泰兴县溪桥乐器厂成立了，虽然主要业务仍是给上海提琴厂生产配件，但是厂里的师傅早就有能力生产出一把完整的小提琴了。两年之后，因为何彬的介入，这家乡镇乐器厂生产的提琴终于征服了提琴制作界的专家们，乐器厂获得了生产整琴的资格。一时间，向阳牌提琴享誉全国提琴界。
可惜好景不长。溪桥乐器厂虽然拥有过几年的高光时刻，但它身上的乡镇企业气息一直挥之不去，导致企业规范化管理迟迟难以推进，几乎面临被淘汰的结局。正在此时，一个叫李书的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家企业的走向和命运。在施展笔下，他就是富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典型。在作者看来，如今人们常常混淆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与职能定位。施展认为，企业家身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率先提出的“创造性破坏”。企业家作为企业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创始者，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从而形成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换言之，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就是要不断创造性地破坏既有的经济结构，依靠创新竞争，实现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不过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工作，需要主导者敢于冒险，承担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创造出激动人心的新愿景。只有在这时，职业经理人发挥所长的时机到了。因为在完成创造性破坏之后，必须要形成新的规范，才有可能把创新的成果有效地保留下来。这个过程就需要有职业经理人的参与，这是一个有办法让新规范落地执行的职业。
根据熊彼特的理论，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指五个方面：引进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式）、开拓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新的组织形式。幸运的是，在溪桥乐器厂新任厂长李书身上，这几个特征都能见到。在他的艰苦努力下，乐器厂的效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全国行业末尾，攀升到了全国第四。同时，通过抓住政策给予的机会，溪桥乐器厂与上海提琴厂实现了联合，并适时改制成为公司，开始了成规模走出去的历程，最终占据了庞大的国际市场份额。
事实上，这种后发国家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那里。作为亚当·斯密的主要论敌，他批评斯密只从个人和世界市场这两个角度出发，忽视了国家这个贸易的重要中介。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产业政策会经常扭曲市场价格，让资源流到原本不会去的低效率领域。这种观点虽然也有一定道理，但本书作者认为，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效率并不是经济中唯一的考量因素，国民经济的自主性同样需要关注，尤其是在自由贸易受阻的时候。具体到微观层面，企业家需要考虑和把握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抓住国家产业政策赋予的机会，在风口结束之前享受到产业政策的红利。
而一个不满足于既有市场、富有远见的企业家，还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发展产业供应链。仍以溪桥乐器厂为例。李书认识到企业的主要目标是需求庞大的中低端市场，只要所有工序能实现标准化，就能迅速量产，占据市场优势地位。于是，整个泰兴很快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提琴产业网络，每一道工序，都有高度专业化的厂家生产，泰兴由此成为了世界提琴之都。
到了1996年，溪桥乐器厂与美国AXL国际乐器有效公司合作，成立了凤灵乐器有限公司，后来又发展成为凤灵集团，60%的产品都通过AXL公司销往海外。受益于人力成本和优化生产环节能力的优势，凤灵公司不久就击败了国际市场上的同类企业，占据了世界中低端提琴市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提琴生产企业。由于这种优势地位的存在，他们也逐渐培育出自己的国际销售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提琴产业生态网络。其实，在中国，像溪桥乐器厂这样的企业并不少见，它们虽然在公众中并不具备很高的知名度，但在本行业内，却做成了世界级的巨无霸企业。这类企业在过去40余年中“野蛮生长”的故事，其实也就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缩影。
在施展和他的团队为写本书而赴越南深度考察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位名叫费利克斯的越南学者。作者曾经向他请教越南产业链的问题，而他的回答则颇出乎作者的意料：“我们不需要产业链，我们有广州就行了，需要什么东西，都可以去那里买。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产业政策。”根据作者事后分析，这位越南学者所说的“广州”，也并不是专指广州市，而是指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工业带——那里制造业体系完整，能够提供越南企业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和零部件。同时，这位学者也表示，认为越南发展迅猛，未来很可能会超过中国的观点，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因为越南的经济体量相对较小，只能期待在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中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搭上中国的顺风车发展起来。如果这位学者的看法符合真实情况，那么也许至少在中短期之内，中国在国际制造业中的地位仍然稳固。
那么当前制造业的部分转移又意味着什么呢？
本书的作者认为，人们热衷讨论的这类“转移”，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也就是说，转移的只不过是某些行业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而远不是整个生产环节的全部。比如，在组装等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力成本占比高的生产环节，确实发生过转移的现象，但是许多其他生产环节仍很难转移出去，依然保留在中国。其结果就是，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越多，对中国整个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反而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这种形式的转移，就是作者所说的“溢出”。
推动中国供应链向东南亚溢出的力量，主要来自中国民间。近年来国内人工成本增长迅猛，企业家们出于降成本的需要，纷纷把部分生产环节向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尤其是越南转移。而从这样成规模的“溢出”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倾向，那就是未来世界的经济空间，将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而存在。现实中的国界，已经越来越无法真正约束这种经济空间的运转。其实这种情况早已在上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出现过，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产业链或供应链的“溢出”和转移。如今，像中国这样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发展中大国，也开始了其供应链部分“溢出”的过程。因此，施展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以国家为唯一单位来思考经济问题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显得无效和无意义了。因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并不是国家，而是个人。在人类历史上，商人就曾经扮演过推动人类秩序演化的重要作用。尽管近代主权国家兴起之后，商人在人类秩序演进上的作用被边缘化。但是在今天，伴随着技术和生产的全球化进程推进，“商人秩序”很可能将找到它的又一次机遇，去主导人类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