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百年前那场致命的灾难——读《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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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颐
《1918年之疫》是英国记者、历史学家凯瑟琳·阿诺德讲述1918年发生在西班牙等地大流感的一部纪事作品。如果不是这个时间点，即使这部作品拥有叙事清晰、文笔生动等优点，大概率仍会被我们归入普通的历史叙事书籍。而在当下，读这本书，仿佛就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
1918年1月，“一战”接近尾声，这场世界大战最终导致了3800万人死亡。枪炮尚未平息，流感接踵而至，不到两年，从欧洲到非洲，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印度到挪威，疾病所到之处，三分之一人口被感染，其中10%至20%的感染者死亡。疫症暴发的头25周，就有2500万人死亡，后来官方统计的疾病死亡人数约1亿，而那些缺乏准确记录和死亡证明及次生灾害或间接原因导致的死亡，以及军队的死亡人数，还都没有计算在内。
1918年大流感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灾难之一。这场灾难烙印在很多人的心上，比如这本书的作者凯瑟琳·阿诺德，这是她的家族难以平息、无法忘却的记忆，这也成为促使她撰写该书的动机。阿诺德在书中的题词是：“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祖父母奥布里·格拉德温和拉拉吉·巴格利·格拉德温，以及数百万同他们一样湮灭在1918-1919年大流感中的人。”在书中，凯瑟琳选择关注那些通过家族记忆、文书档案和回忆录保存下来的私人故事，也讲述名人们的生活。由于作家本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她选取的对象主要都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其他国家的灾难情景因为缺乏明确记载而无法成文。
一个英国二等兵在1917年冬天病逝，死因被定为“化脓性支气管炎”，他生前所在的埃塔普尔军事基地的大量士兵接着纷纷死亡；1918年2月的一个寒冷夜晚，当迈纳尔医生深夜前往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出诊时，他被眼前的病情所惊吓。此后当地居民在短短的几周内将不断被迫面对亲人的陆续去世。病毒不分阶层，一视同仁。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德国皇帝威廉、英国首相乔治·劳合、时任海军部副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等名流都先后中招。病愈者还有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玛丽·麦卡锡，电影明星莉莲·吉许、格劳乔·马克斯和沃尔特·迪士尼等人，1918年大流感的经历给他们的文学艺术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和生死体验。
在1918年头几个月，大多数医护人员都相信他们不过是在处理与普通流感或季节性流感严重程度相差无几的流行病暴发。当时英国和美国的审查制度仅让讨论推测停留在诸如《柳叶刀》或《英国医学杂志》等专业期刊上。由于战争还未结束，为避免影响士气，在《领土防务法案》管制下，报纸被禁止传播可能引起恐惧和丧气情绪的报道。没有采取足够的隔离措施，娱乐场所照常歌舞升平，殡葬馆在连轴加班。美国海军“利维坦号”运输10万名士兵穿越大西洋，没有人意识到，这艘船将成为“幽灵船”，这是一次绝命航行。直到资深病理学家威廉·韦尔奇在1918年秋天考察马萨诸塞州德文斯营之后，向军方提交情势严峻的报告，加之当时疾病波及的人群已经向上流社会渗透，情况方才得到了改善。1918年大流感经历了三次传染浪潮，夺走了亿万人的生命。加缪说：“能够战胜瘟疫的，只有人类的正直。”流行疾病突如其来，措手不及，对付它的办法，首先就是坦诚，学会理解疾病。
环境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告诫，要学会从病菌的角度来考虑疾病问题。病菌同人类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从根本上说，病菌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有什么两样。瘟疫的扩散，依赖人群的聚集程度。城市给微生物提供了农村没有的生存环境。人们密切接触，互相传递废气；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四通八达的下水道和通风管道；阻断的河流和池塘成为蚊虫的孳生地……毁灭性最强的流行病几乎总是在人口数量庞大的大都市里才能达到可怕的规模，微生物成功地利用了城市化的生态环境，制造大规模的暴发。
比尔·盖茨旗下有个疾病建模团队，曾采用1918年大流感的真实数据，在现代社会中模拟了该病毒传播的过程。结论是，由于今天社会的交通发达程度是1918年的50倍，在人流密集的城市中心，疫情很快会失去控制，可能短短300天，全球将被病毒打垮。盖茨警告我们，“这是目前为止能够在一年内杀死1亿人的唯一可能。”医学的进步和科技的发达，并不足以让人类拥有成功抵御疫病的武器。瘟疫的传播速度和难以对付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城市和乡村的公共防疫体系和紧急救治系统保持良好运转，疫情通报透明准确，避免官僚不作为，发挥民间自救，医疗防护到位及时掐灭苗头，是最正确的方法。
人类与疫病的斗争由来已久，为什么西班牙大流感格外厉害？除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和错误的人为应对措施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这种病毒是一种当时人们没有认识的新病毒，仿佛天降横祸，呼啸而来，悄然离去。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很多科学家费尽心思想弄清病因，从1997年至2005年初，美军病理研究所分子生物学组组长杰弗里·陶本博格医生率领团队解剖当年病人的遗体后，才终于完成了病毒基因组的完整测序。科学研究发现，这种病毒其实是某种禽流感病毒，通过某种变异传播到了人类身上，引发了一种叫作“细胞因子风暴”的自发性免疫反应。
这项研究结论为世人提供了两大主要教训。第一，正如陶本博格所言：“不是病毒要你的命，而是你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要杀死你。”微生物群系已经与人类协同演化了数千年，它是人类的自卫部队，保障我们的健康。抗生素、消毒剂、杀菌剂等药物在现代社会的滥用，导致耐药病原体增多，微生物群系多样性的丧失，意味着人体在面对新的病原体时，往往无法有效组织生理机制防御，一泻千里，病来如山倒。第二，在引起人类传染病的微生物中，有很多是由动物传染给我们的，比如1918年大流感、埃博拉、艾滋病、SARS等。某些潜在的致命性突变细菌也许此时此刻正生活在某种动物体内，躲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所以，有些人主张扑杀蝙蝠、穿山甲等我们眼中的病源生物。但是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要谈病色变，更不要杀害动物。人类也是病菌携带体，其他生物同样有生存权利，人类要注意的是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保证地球生物的多样性，保证生态平衡，才能避免人类自身命运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