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势进程中的金融角色——读《金钱何以改变世界：换个角度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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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 刀
从金融中看历史，从历史中看金融。自货币诞生的那天起，金融便一直深植于人类文明社会之中，并不会因为人们的认知而改变。
韩国知名经济学者洪椿旭在本书中将经济和历史相结合，通过金融这一巨额资金流向的视角，着重观察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50大重要历史事件背景，并站在金融的立场上梳理历史的流向和脉络，问题牵引，探赜索隐。洪椿旭认为，历史大势顺应了金融发展趋势。虽然所有历史事件均离不开中心人物，其中也不乏像拿破仑这样力挽狂澜的一代帝王，但他们如果无视金融规律，逆流而动，所有的胜利与辉煌均不过是昙花一现。
拿破仑滑铁卢失败的必然
1815年6月，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这为后来的人们留下了太多想象的空间。许多人认为英国威灵顿公爵的战术运用恰到好处，而拿破仑则犯了轻敌的大错。
一场战争总是可以留下太多可供后人谈论的话题。在洪椿旭看来，拿破仑即便没有遭遇滑铁卢，他也会在另一个“滑铁卢”中落败。因为从金融角度看，以法国王室糟糕至极的信用，根本不可能筹集到充裕的资金满足战争庞大的开销。
众人只知滑铁卢，其实拿破仑的败局早在10年前便已现端倪。在1805年10月的西班牙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英国以33艘战舰击败了法西联军的44艘战舰，开创了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海战战例。
英国的两次胜利时隔10年，看似侥幸，其实并不尽然。洪椿旭指出，英国在19世纪之所以能够培育出一支战无不胜的海军，战胜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强国，纵然离不开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运筹帷幄，更重要的是，英国充分顺应金融规则，发行了政府债券，并积极维护政府信用。正是因为购买债券的投资者不用担心政府违约，可以获取稳定的债券收益，所以英国才会源源不断地筹集到大量资金。其间，英国虽有过唯一一次“失信”危机，并导致了“光荣革命”。但自那以后，英国政府再也没有延迟支付债券的利息和本金。
相比之下，稳居“千年老二”、拥有众多人口和广袤国土，还有强有力军队的法国却没有一次在世界史的中心站立过。法国当然深谙有钱好办事的妙处，也想效仿英国从社会融资，但从1559年至1788年，法国王室至少有11次“全部或部分地没有履行债券义务”，导致信誉扫地。18世纪20年代暴发的约翰·劳骗局在金融史上树立的负面典型形象，本质上也是因为法国政府信用不佳，病急乱投医，不尊重金融规律，急功近利导致的恶果。
不难看出，信用，是一个政府取信于民，集中民“富”的重要前提，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也就是说，无论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如何强大，如果不尊重金融规律，均不过是“昙花一现”。历史表明，一个坚守信用的政府，其金融往往更具创新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滑铁卢战争的前夜，英国还曾发生了一件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只不过没能进入拿破仑那骄傲的“法眼”。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出版了有着近代市场经济理论“圣经”之称的《国富论》。斯密不仅发现了市场中有只“看不见的手”，还从道德角度为市场中的“自利”行为松绑（《道德情操论》）。该书一经面世，受到社会热捧，也为刚刚兴起的工业革命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也就是从这时起，英国的发展步入快车道，殖民足迹很快遍布全球。
货币去“金本位”的必然
人类历史上使用过的货币千奇百怪，比如贝壳、黄金、铜钱、白银等。这些货币大都具有同一个特征，即极其珍贵，且数量有限。
喜欢看历史剧的人或许觉得，“万历中兴”的首功之臣当数首辅张居正。对此，洪椿旭并不苟同，他认为张居正力推的“一条鞭”法虽不无进步意义，但明朝实现中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是海外白银的流入。明朝选用贵重金属白银作为货币，但本土白银产量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币值明显过高，通货紧缩风险陡增。然而，瞌睡来了碰见了枕头。恰在此时，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了银矿，于是大量白银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运向了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明朝货币紧缩压力得到缓解。
人类对货币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曾将黄金视作货币。基于此因，“金本位”的诞生确实合乎情理。1944年7月，西方主要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史称“布雷顿森林体系”。然而，这一体系仅仅运行了20多年。1971年，由于金库黄金枯竭，市场货币供应不足导致的巨大紧缩压力，使尼克松政府不得不放弃“金本位”制。
在洪椿旭看来，尼克松政府的这种被迫式放弃，实际有益于货币供应的松绑。一战后，深陷战后赔款泥淖的德国之所以能使经济在短时间内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因为放弃了“金本位”。只不过，当时很少有人能够冷静下来，从中总结经验。
洪椿旭还在重新梳理了美国的经济周期后发现，放弃“金本位”后，美国经济周期越来越长。“从1854年到1919年，在‘金本位’盛行的时期，平均一个经济周期仅为48.2个月”，“但是从1919年到1945年，一个经济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延长到53.2个月。特别是从1945年到2009年，一个经济周期已经延长到平均69.5个月了”。从时间长度看，这是经济发展日趋稳定的表现，确可视之为正效应。不过，要想让这一逻辑更能令人信服，也许洪椿旭还需要做足另一篇文章，那就是回答经济周期每次“变坏”时所造成的损失，这种负面影响的程度到底是比“金本位”前强还是弱。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应忽略，那就是当一些人称赞尼克松将美元从“金本位”中解放出来时，选择性忽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当初由44个国家签订，美国擅自放弃“金本位”，本质上是对国际信用的背叛。显而易见，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没有黄金霸权，更没有今天的美元霸权。金融规律中，并不包含公平公正等内涵。
摆脱危机的量化宽松必然
放弃“金本位”后的央行，再也不用看黄金的“脸色”，这同时也意味着打开了政府盲目印钞的“潘多拉魔盒”。历史上，掌握货币发行权的王室因疯狂发行货币，导致物价疯涨的案例不胜枚举。如何对这种盲目的冲动进行科学管控，这是至今仍需努力探索的金融难题。
破解经济危机是每一位有抱负的经济学家的矢志追求。洪椿旭一针见血地指出，“泡沫破灭的时候要大胆、及时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着重剖析了美国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案例。美国“救市三人组”（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金融危机处理专家蒂莫西·盖特纳、财长亨利·保尔森）曾合著了《灭火：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教训》一书。书中披露，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除为价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担保，还支持价值1万亿美元的商业票据。欧盟则提供了一个反面案例。同是应对金融危机，欧盟没有选择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是“以不变应万变”，结果经济低迷，各种债务不堪重负，希腊一度要退出欧盟。
量化宽松并非没有弊端，首当其冲的是通胀压力。洪椿旭当然明白量化宽松非万全之策，只是觉得，相较于泡沫破灭所造成的深远危害，量化宽松仍不失次优选择。如何做好量化宽松的下篇文章，这其实也是一个宏大的经济学课题。
对日本在签订“广场协议”后，深陷“失去的10年”这一问题，洪椿旭亦有精辟的分析。洪椿旭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基于经济博弈的合理协议，而是东西方，准确地说是西方国家围堵前苏联的结果。换句话说，“广场协议”的签订，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因素。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德国也是“广场协议”缔约方，但是与日本把资金导向房地产、土地和股票市场不同，德国迅速调整政策，引导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发展。由此可见，自强和创新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都可以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路径。
洪椿旭对读者关心的许多历史案例分析得独到易懂。比如，他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分析了康熙帝的人口政策为后世埋下沉重的负担；从粮食、宗教和人口等角度，分析了工业革命为什么会诞生在英国而非明朝；从工业革命和勤勉革命角度，分析了美国的南北战争……所有这些重要历史事件，都能看到金融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当然，懂得运用金融手段并不一定会赢，金融并非破解所有历史问题的万能钥匙。众所周知，北宋经济当时富甲全球，但依旧未能阻挡住蒙元铁骑的入侵。金融只是为政府提供了集中民“富”、盘活资源的重要途径。至于那些曾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所谓的重要人物，如果无视金融规律，必然为自己的傲慢和无知埋单，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