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学家左右了公共政策——读《经济学家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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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学杰
1957年，当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从美国上空飞过时，其划出的光亮在夜空中清晰可见，这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因为这表明苏联正在一场经济竞赛中领先，而这场竞赛被广泛认为是对竞争对手政治制度优劣的全民公投。肯尼迪在196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利用了这种担忧，承诺将年均经济增长率提高到5%，这大约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年均增长率的2倍。对于如何实现这一承诺，他并没有任何成熟的想法。作为一名参议员，他曾在享有盛誉的联合经济委员会争取到一个席位，然后几乎每次会议都会缺席。在竞选期间，他告诉顾问，他在大学期间唯一的经济学课上得了一个C，所以应该从基础开始，尽可能详细地向他解释所有经济学知识。肯尼迪雇用了最优秀的人才，并向他们“问路”。耶鲁大学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表示不愿签约，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对此，肯尼迪回答说：“没关系，教授。我也是你们所说的‘象牙塔里的总统’。”担任非正式顾问的萨缪尔森曾向总统助手提议，能不能说服肯尼迪不要再叫他“教授”了。
《经济学家时刻》一书以幽默辛辣的笔法写出了经济学家的尴尬与无能为力。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在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人们一度认为，经济学家的专业知识能为政府决策带来精确性和严谨性，但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本书的作者本雅明·阿佩尔鲍姆是《纽约时报》首席商业与经济作家，在2010年至2019年期间担任《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负责报道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政策。作者在书中将1969年至2008年的40年称为“经济学家时刻”，讲述了经济学家的错误预言、自由市场的演进，以及由于高度推崇市场而导致的社会断裂。
曾被安置于“地下室”
据作者在书中介绍，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在美国政治与社会中的作用并不大，处于边缘地位。经济学家在美国备受倚重之前，曾被歧视在“地下室”里。
20世纪50年代初，位于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大厦深处有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在做一份充当人力计算器的工作，他的名字叫保罗·沃尔克。他的工作就是帮那些做决定的人处理数据。他告诉妻子，这份工作应该不会有什么晋升机会了，因为整个中央银行的领导层包括银行家和律师，没有一个是经济学家。时任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是一位股票经纪人，他对经济学家这个群体的评价很低。他曾跟一位访客介绍说，在美联储，有50名计量经济学家为我们工作。他们能有机会在这栋楼里工作，是因为他们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让他们在地下室里工作，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他们对自己的分析过于自信，已经超出了我能担保的范围。
马丁对经济学家的轻视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精英中广泛存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私下里把同时代最有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称为不切实际的“数学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敦促美国人不要让技术专家或科技主义者掌权，并警告说“否则公共政策可能会成为科技精英的俘虏”。国会可能会允许经济学家发表证词，但通常不会认真对待证词的内容。国内政策方面的民主党领袖、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的助手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道：“高层决策者，尤其是那些身处国会山的人，通常认为经济学是一个深奥难懂的领域，它并不能建立一座缩小差距或跨越鸿沟的桥梁，来解决一些我们关注的具体问题。”
1963年，当美国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被委任进行两项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进方案的研究时，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不会向学院派经济学家进行咨询。另一位官员解释说，他们的建议“对那些负责决策的人来说几乎毫无用处”。
迎来“经济学家时刻”
当“二战”后的繁荣开始消退时，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和地位也随之上升，逐渐走到舞台的中央，影响并参与政策的制定。
作者把1969年至2008年的40年称为“经济学家时刻”。借用历史学家托马斯·麦克劳的话来说，经济学家在控制税收和公共支出、解除对大型经济部门的监管，以及为全球化扫清障碍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华特·欧伊是一位盲人经济学家，他通过口述让妻子和助手记录下他的一些计算结果，而这些计算结果说服了尼克松结束征兵制。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说服了联邦司法部门放弃了反垄断法的实施；经济学家甚至说服政府给人的生命定下了一个价格，用以确定某些监管的实施是否值得。
经济学家也成了政策制定者。1970年，经济学家阿瑟·伯恩斯接替马丁担任美联储主席，他开创了一个由经济学家领导美联储的时代。当年在地下室充当人力计算器的沃尔克也是其中一员。两年后，乔治·舒尔茨成为第一位担任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美国政府雇用的经济学家人数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大约2000人增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6000多人。美国并不是唯一重用经济学家的国家，英国、智利、印度尼西亚、法国等国家很快追随其后。
经济发展了，然而又一地鸡毛
经济学家左右公共政策制定成效如何呢？一方面，这些经济学家及其思想重塑了现代世界，释放了企业活力，为全球化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繁荣的代价是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一味地拥抱市场反而牺牲了经济平等和后代福祉。比如，光靠减税的确会带来了一场小规模的爆发式假性繁荣，但是却以牺牲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支出为代价；对环境监管的限制保障了企业的利润，却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
作者认为，经济学家指示政策制定者要把注意力重点集中在经济增长的最大化上，而不是在收益该如何公平合理分配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查尔斯·L.舒尔茨说，经济学家应该争取制定最高效的政策，即使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某些群体的收入出现重大损失，因为这种情况几乎总是会发生。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首席顾问基思·约瑟夫宣称，英国需要更多的百万富翁，同时也需要更多的破产。他说：“如果我们要减轻这个国家的贫困状况，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就需要比现在更多的不平等。”
在这本书所描述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经济增速在连续的每一个十年中都会有所放缓，经济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年均3.13%，降至21世纪初的0.94%。从收入水平来看，1951年出生的美国男性，有75%的人在30岁时的收入超过了父辈们同时期的收入，而对于1978年出生的美国男性，这一比例降至45%。伴随着财富不平等的是，健康水平也出现了不平等，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正在下降。从1980年至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有所增长。但在同一时期，最贫穷的20%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却下降了。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贫困女性和富裕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的差距在这段时间里从3.9岁扩大到了13.6岁。
作者在书中指出，大多数美国人可能认为在“经济学家的时刻”，美国经济超过了法国经济。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国家最富裕的1%的家庭排除在外，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对于99%的家庭来说，法国家庭的收入增长比美国快得多。
作者身为媒体人，其文字带有很深的新闻烙印，丰富的新闻细节使得本书不乏实证与趣味。作者在书中虽未提出具体解决之道，但其全面阐述的美国经济政策之困，对世人具有警醒作用，值得经济学家群体以及政策制定者反思。阿佩尔鲍姆在书的末尾处忧心忡忡地写道：“市场经济仍然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创造财富的强大机器。但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是金字塔底层的生活质量，而不是金字塔顶端的。过去半个世纪对繁荣分配不平等的故意漠视，是自由民主的生存现状正受到民族主义煽动者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作者同时表示，“我希望的是，知识的市场是由人们建造的，以人们所做出的种种选择为目的，同样它们也可以再次被人们改造和重建。”
本书吐槽的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独有。经济学家们不但在美国的公共政策制定中大展拳脚，还热心于染指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而有趣的是，本书的作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有些方面的“不完善”反倒让局势成为“慢就是快”，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在一飞冲天后，随即普遍落入难以控制的局面。何以至此？如何纠偏？引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