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活力，才是创新之源——读《活力》
| ||
|
◎夏学杰
创新仅仅是科研部门的事吗？或者，创新与非专业人士或研究人员无关吗？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在《活力》一书中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费尔普斯主张，大多数创新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的。研究结果表明，至少直到近几十年，大部分创新者都是从草根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来自从事经济工作的普通人，只是愿意去思考如何更好地做事情以及如何做更好的事情。
费尔普斯在其前部作品《大繁荣》中肯定了大众创新的重大意义，这与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倡导不谋而合。这次，费尔普斯联合几位经济学家，聚焦创新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深入阐释大众观念如何营造积极工作氛围、推动经济增长，最终推动国家繁荣等重大议题。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创新的比较入手，对创新进行了跨国比较。通过进一步区分从国际引进的创新与本土创新，证明本土创新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关注创新的根源，得出国家文化、个人价值观和全民的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源泉的结论。第三部分思考一个科技前沿问题：人工智能时代，人类该何去何从？人类能否驾驭自己的创新？书中以机器人为例，建议要掌控创新方向。
发达国家经济为何放缓
一直以来不断有经济学家发现，发达经济体超过50%的经济增长无法用生产投入要素，比如劳动和资本的积累来解释。类似地，他们发现在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美国，各行业劳均产出40%至60%的增长是由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驱动的，后者被定义为无法用生产投入要素的数量解释的那部分产出。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TFP增长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放缓，到2005年至2006年以后已接近零增长。实证结果显示在这段时期，创新的活力出现下降。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TFP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只取得了部分的恢复，这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IT革命也只是部分地减缓了这一趋势。并且，IT产业的创新似乎未能提升创新总量以及TFP增长，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
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各国人均GDP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由TFP增长以及创新来解释。目前，西方国家存在着超乎寻常的分裂情绪，表达了对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巨大疏离和不满。不满是多样化的，而在每一种不满中，都有创新或创新损失的身影。有一种不满是对经济增长或增长失速的普遍失望。正如瑞·达利欧在评价美国时所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数十年几乎或完全没有出现过真实收入增长。”很多人发现他们的收入并没有比他们的父母高出很多。这反映了整个西方近半个世纪以来，始于美国，然后至整个欧洲的持续经济衰退，即TFP增长的下降。
作者认为，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创新在总量水平上的严重损失。研究表明，这一不足更多的是因为长期以来，自主创新在被视为“领先经济体”的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缺失，而不是由科学发现驱动的外生创新的减少。
创新的下降将带来了一系列综合病症，不仅工资增长放慢，而且投资回报率出现了长期的下滑。这些病症反过来又导致了男性劳动参与率的严重萎缩和投资的减少。在一些国家，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和令人满意的职业大范围消失了。从美国数据来看，在居民调查报告中的工作满意度的长期下降趋势就是证明。
活着并非只有本能或物质
弗洛伊德曾断言：“试让一些截然不同的人同样面临饥饿，随着饥饿感的刺激增强，一切个人差异都将渐趋模糊，代之而起的将是所有人都表现出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但如今，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经济学，越来越强调人之本能选择。弗兰克尔是继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之后，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创始人。他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弗兰克尔在《人生的真谛》中说：“谢天谢地，弗洛伊德不必身临其境了解集中营……在那里，‘个人差异’并没有‘渐趋模糊’，而是相反，人们的差异越发明显；无赖或圣者，各显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弗兰克尔反对把人看成是由生理本能、童年冲突或任何别的外部力量决定的，认为人的本性在于探寻生命的意义，这种意义存在于外部世界和人的互动关系之中。
与这些观点相联系，作者提出，一个国家的经济远非只有增长，经济学的标准理论只是粗线条地将人们的欲望描绘成完全物质式的，只关心他们的消费和休闲。在标准经济学理论中，一个人的生活被简化为如何达到最好的条件，寻找回报最高或成本最低的一点。工作生活缺乏任何自由意志的运用，从而失去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些理论将人们看作朝九晚五的机器人。然而，这样的感觉并不是现代经济的常态。在现代社会，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的体验给了人们一种“自主意识”，使他们觉得自己哪怕在一个很小的领域也能发挥一定作用。正如埃德·迈克尔斯等人合著的《人才争夺战》一书所言：今天，工作已经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优秀的人才需要高额的薪酬和所有福利。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在工作中感受到激情，为工作而兴奋，因自己的事业发展机会而感到充实，因公司的管理深度而充满信心，因受公司领导的重视而振作，并被工作的使命感所激励。
熊彼特和其他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认为，技术进步来自“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作者对此则表示，不只是“科学家和航海家”，普通人也有能力产生原创性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中有很多都像科学思想那样可能具有商业应用价值。事实上，几乎所有行业都会有工人、经理或其他人员不时迸发出新的想法。人类学家很早就相信人类具有这种才能，并且这已经得到证实。尼古拉斯·科纳德和他的团队在对德国南部一个早期智人居住过的洞穴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根可以吹奏的长笛。对此作者写道：“如果人类拥有如此非凡的天赋，那么整个社会只要有意愿，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允许和鼓励新想法产生的经济，从而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
如何培植创新土壤
作者之一的费尔普斯曾在他的《大繁荣》中提出，一个国家的高自主创新水平来自人民的活力，即他们对创新的愿望和能力。这种活力依赖以个人主义、活力主义和自我表现概括的现代价值观相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强度。
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在《现代的诞生：世界社会1815—1830》一书中，通过描写包括商人、科学家和艺术家在内的数以百计的创新者，生动地刻画了现代人所特有的实验主义、在错误中学习、好奇心和承受失败的勇气等人格特征。费尔普斯表示，约翰逊发现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大繁荣》对这种现代生活提供了一种解释：它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一种影响了整个英国和美国的新的态度：走自己的路，抓住自己的机遇，以及如狄更斯所说的，掌握自己的人生。
作者指出，一个国家可能拥有“活力”，即一种产生创新及从社会的角度将创新引入经济的意愿所必需的欲望和能力。当然，这样的国家可能会遇到障碍，如战争和气候等外部障碍、管制和官僚主义等内部障碍。但总的来说，一个国家拥有的创新活力越丰富，就越容易在创新上进行尝试和取得成功。充满活力的经济会带来无价的非物质回报。即使在缺少活力的经济中，学习新的事物、与他人交换信息，甚至只是保持忙碌的状态也是有益的。而在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工作中的人们又置身于另一个世界：这里有能带来非物质回报的丰富体验，给人以“自主性”，在现代经济中工作的大部分人，都能承担责任，做出判断，发挥主动性，甚至去大胆探索未知世界。
通过采访创新者，作者概括了一套有利于创新的个人和文化特征：创新者喜欢工作的回报属性，愿意在高度创造性的行业工作，并且重视财务独立；创新者往往喜欢不确定性，他们能够接受失败，并且不会过分在意失败；简单的法律法规有利于创新公司，获得融资和资金的便利性也具有同样的效果；一个员工不会害怕向老板说出自己想法的扁平式组织结构对成功的公司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面向世界市场而不是一开始就面向国内市场对于创新是有利的；容忍失败和赞赏冒险的文化会鼓励创新；拥有免费教育和医疗的福利国家可能在防止创新者的家庭遭受财务损失方面有所帮助。
哲学家安·兰德说：“我相信——我希望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来阐明这一点——笼罩人类最可怕的诅咒就是人们认为理想是虚无缥缈的，人们可以脱离理想而生活。这等同于让生活与思想背道而驰，或者说把思想剔除出了生活。”社会之成长，不仅仅取决于物质层面，同样，经济之进步，也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和文化的力量不可小觑。近年来，不断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阐释各国经济发展之成因。作者重视文化的力量，重新将个人的价值观、热情、欲望、能力、创造性重新拉回到经济增长研究的聚光灯下，这堪称为经济学理论的一次纠偏，值得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