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进步背后的技术之手——读《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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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瑾
技术是手段还是目的？技术对于文明到底有什么作用？如何不做技术的奴隶？
这些问题也许永远没有唯一答案，但是将二维的技术投射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中，也许我们会对技术多些理解，多些敬畏。这也是青年学者张笑宇在其新书《技术与文明》中试图传递的观点。作者通过还原技术在历史关键节点的关键作用，展示技术如何具体而微地影响宏大历史的走向，并从中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对技术的依赖性。
全书结论之一在于，技术很重要，因为人类首先是一种动物，生理层面的局限性导致人类不得不依赖技术，技术就是人类超越自身局限性的工具。当然，作者更认为人类不应匍匐在技术的力量面前，成为其完全的附庸。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并不是今天才重要，技术在历史上就曾经占据重要而隐秘的一席之地。在过去多数情况下，人们把技术看作“形而下”的术，把理论看作“形而上”的道，并且多数人认为“道”比“术”更高级。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我们读历史，往往只看到政治、思想和文化精英，他们在社会评价中也更突出。换言之，历史多数是帝王将相的故事，普通人隐而不见。事实上，普通人尤其普通人中具有技术含量的人，比如猎人、农夫、商贩和工匠，他们的存在也具备其重要性，他们有时候也利用手中的技术改变了历史。
谈到人类历史，工业革命永久地改变了人类命运与东西方发展。但是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欧洲，看起来是偶然，其实背后有一些机缘。过去，人们常常从历史、政治、宗教制度中寻找原因，其实技术的因素也很重要。
作者在书中谈到煕笃会的故事就很有趣。这是一个宗教教派，中世纪的欧洲教派林立，彼此之间也有竞争。煕笃会强调苦修，在11世纪中，短短40年就已经拥有339座修道院。考虑到中世纪人力和发展水平，这一速度实在惊人。原因就在于煕笃会通过制度创新，吸纳了大量具有技术的工匠。中世纪是一个等级社会，教士处在第一阶层，贵族和骑士处在第二阶层，其下就是平民，商人也属于其中。拥有建筑技术的工匠、石匠和铁匠等技术人才，在当时没什么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煕笃会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平信徒”制度吸纳了这些人，让他们为修道院工作，但不参与修道院的管理，相对而言也提升了他们地位。
依靠这样的制度创新，煕笃会的修道院聚集了不少能工巧匠，成为中世纪欧洲重要的技术扩散力量。在1377年至1801年，拥有煕笃会修道院的郡，往往有更高的人口增速和生产力水平。煕笃会的这一小步，也许就是工业革命的一大重要推动力，这是以往强调国王领主你争我夺的历史画卷中看不到的一页，但却无比重要。
到了今天，技术无法再作为配角隐匿，它登堂入室，成为人类社会无法忽视的主角。我们的生活场景甚至关系，已经被技术永久改变了。暂不说VR、AR这样的前端技术，即使电视也可以改变人类的生存状况。作者在书中援引了文艺批评家君特·安德斯的人类学观察：在电视没有诞生的年代，晚饭过后，一家人围着餐桌闲话，可能一边还喝茶，丈夫妻子对话往往是家长里短；而在电视诞生之后，电视屏幕开始介入，它成为演讲者，家人成为聆者听，对话也往往围绕电视内容展开。这其实促成家庭内部交流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家人彼此之间的“对话”变成了大众媒体对家人的“宣讲”。
事实上，与过去相比，技术使得现代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人的生活场景几乎就是技术再造的景观，高层公寓、智能手机、汽车飞机等发明，已经使得现代人和过去人有了截然不同的集体记忆。对于多数现代人来说，如何不成为技术的附庸，可能是接下来一个更为迫切的命题。
工业革命以来，一个重要变化是分工越来越细化，这也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的一点。按照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观察，这是一个现代社会“铁笼状态”：“现代经济秩序现在正在接受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的深刻制约。这些条件正在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决定着每一个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个人的生活，甚至也决定着那些并未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个人的生活。”可以说，在技术的指挥棒下，过度的专业化也意味着画地为牢，片面化与工具化的社会是否会走向失去灵魂，走向机械式的麻木与僵化呢？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避免成为技术奴隶？应该看到，有时越精通某个领域或者流程，越可能意味着被抛弃。一些人士预测，未来至少有九成的工作会被技术进步取代。作者在书中列举了通信的案例，“早期电话系统需要先拨到总机，通过接线员转接后才可以通话。后来，程控交换机普及了，这个职业也随之消失。与之类似的，还有电报收发员、打字员……”
这些失去的岗位背后，其实恰恰就在于他们的“专业”或者“专一”，而能够留下的那些人，必然是能够跨界的人。这就意味着通达的重要性，能够摆脱技术奴役的人，首先需要具备的技能是人事技术，其次需要掌握多种能力尤其是“跨域”能力，其核心是认识技术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能力。
不过，对于技术的认可，并不意味着神话每一项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资深教授伊桑·祖克曼用无线电先驱伽利尔摩·马可尼的案例说明这一点。马可尼曾经说：“无线通信时代的到来预示着战争将不复存在，战争将成为荒谬之举。”他是在1912年接受采访的，话音刚落，一战以及随后二战的爆发，就让其预言落空。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事实上，历史学家兰登·温纳据此断言：“任何一项具有重大推动力和实用价值的新技术问世，都会在远见卓识者之中掀起一股热潮，期盼乌托邦式的社会秩序的到来。”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不断证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很难依靠单一技术甚至技术本身，其必然是政治、经济与技术的共同合力。当人们肯定技术对历史作用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发明技术、利用技术、推动技术改变社会的始终是人。技术无法对一切历史因果负责，如果神话技术，那么最终我们也会漠视技术的作用，走入另外一个错误的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