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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基础研究不容易被“消化”?——读《牛津创新手册》

2021-07-26 来源:上海证券报
  《牛津创新手册》
  (挪)詹·法拉博格
  (美)戴维·莫利
  (美)理查德·纳尔逊 编著
  柳卸林 郑 刚 蔺 雷 李纪珍 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21年4月出版

◎郑渝川

研究型大学在知识创造、科技创新、孵化创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硅谷等科技创新中心的成功,受益于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旧金山州立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多所周边知名高校,为之源源不断地提供基础知识和更新产业技术,以及规模可观的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

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起,其他发达国家开始着手推出了类似举措,将大学和产业创新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研究型大学校园附近建立科学园或产业园,配套相应的孵化园、种子资本以及其他形式的中介机构组织。

我国许多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陆续引入了上述模式。但不同城市借助研究型大学推动创新的成效,却存在较大差异。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比较有效地发挥了大学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但也有一些城市,产学研的融合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

近日再版的《牛津创新手册》一书,汇集了全球数十位一流的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从各个角度深入分析和定义了创新。其中,作者在书中深入分析了大学在创新系统中如何发挥作用。作者认为,大学产出的、有益于创新发展的成果应该包括科学和技术信息、设备和实验仪器、技能和人力资本、科学和技术能力网络、新产品和工艺的原型。这些成果对于创新发展的影响带有系统性。

美国在二战后,曾由万尼瓦尔·布什主导编制了《科学:无止境的边界》。这本当年的科技创新蓝图倡导对大学内的基础研究扩大公共资助,认为这将有效弥补科学和技术进步方面的“市场失灵”。尽管这一创见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广受批评,但批评者举出的所谓反例其实只是日本。因为在日本,大企业事实性地履行着类似于美国公立科研赞助基金的角色。在20世纪末,当美国国会和政府部门决定裁减对太空探索和高校科研若干类项目的经费资助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在这些相关产业和研究领域的领先优势。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技术和产业领域,那些直接可用于商业化的发明大多来自大型企业内设的实验室、研发团队。作者认为,大学研究对技术进步的贡献,是通过加强贯穿在制造过程、产品创新,以及实验技术中基础的物理学和化学知识来实现的,前两者也是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主要领域。通过分析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工作对创新的作用,作者发现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产业创新的影响,要滞后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这意味着,研究型大学周边的成熟产业体系、成规模化的创新企业园区,是“消化”研究型大学产出成果的关键所在。

由此也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何有的城市尽管拥有较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却不能很好地转化相关研究成果,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必要的成熟产业基础,那些围绕大学建立起的创新企业还不具备长期转化研究成果的财力和人才储备。这也意味着,在复制硅谷模式之前,还需要建立必要的配套条件,才能最终促成区域高科技集群的发展。

《牛津创新手册》书中谈到了美国1980年出台的“拜耶-多尔专利和商标修正法案”。这项法案促进了大学的专利申请和许可,使一些院校的专利申请数量大幅增长,这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来证明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作者在书中指出,实际上该法案推行之初,恰好迎来了新一轮技术革命,所以促成了更多的专利申请和许可,除此之外并没有依据证明该法案刺激了除技术革命以外的学科和相关产业领域的专利申请。甚至该法案的有些条款还带来了负面影响,阻碍了科学研究在开放共享中本可获得的进步。

有趣的是,作者还在书中还谈到了“创新地理学:区域创新系统”,认为研发型大学、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金融等其他方面的配套设施,在空间上需要具备接近性。这也意味着当代经济体系中,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相比一般大城市、中小城市拥有更强的内生竞争力。

研发型大学培养的毕业生,绝大多数会留在学校所在地即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虽然并不至于全都进入高新技术企业工作,但这类人才的累积可以使得城市各类产业企业,以及公共服务单位,都能获得较为广泛的知识基础,从而为创新企业发展和大型企业的转型提供良好的配套服务。同时,城市人员之间的互动,会在广泛意义上创造出一个具备内生能力的本地化学习系统,推动提高本地的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水平,从而为技术转移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发展出高度发达和专业化的社会中介组织,促成创新企业的更快落地。

除此之外,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研究人员私人之间的经常性、非正式接触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因为,这种方式为实业家、投资者、高校科研人员、企业技术人员的沟通交流创造了便利。比如,在我国东莞等城市,一些创新企业致力于实现企业内部,以及与配套企业、同行企业之间较为顺畅的人员交流,并且为之创建了较好的办公、研发、聚会环境。而在上海、成都等城市,研发型大学、高新技术产业周边的商务区也逐渐承担起了类似功能。但必须指出的是,对这方面的应用探索应当保持足够的耐心。毕竟,非正式接触所促成的信息交流、隐性知识交换,以及因此带动的渐进创新、回馈式创新,都需要经历一定周期才能顺畅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