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人类智慧的团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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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创新的起源：一部科学技术进步史》
◎徐 瑾
环顾四周，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衣食住行，差不多都是这数百年创新的结果，而创新作为口号已经如此流行，几乎没有企业会说自己拒绝创新。问题是，在生活中创新无处不在的同时，我们真的了解创新么？创新到底是什么？创新如何涌现？英国科普作家、科学家马特·里德利在他的新书《创新的起源》中向我们揭示，“创新是现代世界最重要的事实，却是我们理解最少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创新的很多认知，存在盲点，而《创新的起源》一书，则可以颠覆我们诸多认知。
创新，一个渐进的过程
创新到底是什么？看不见的大脑里的创意是创新，看得见的苹果手机也是创新，自然界的变异迭代也可以看做一种创新。里德利认为，创新都是原子和数字信息的奇异组合，“创新有多种形式，但有一件事情是它们共有的，并且是与演化所产生的生物创新所共有的，那就是它们都是不可思议之事的加强型”。
创新深刻改变了人类命运，正是因为有技术进步，人类才走出了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财富出现极大增长。在几百年中，人类走出了数万年马尔萨斯式的内卷，极端贫困的发生率不断降低，从全球总人口的50%下降到10%以下。
提到工业革命，其背后最大的改变来自于能量运动模式的改变。在公元1700年之前，人类主要使用热（燃烧木头或煤炭）和功（人力或牛马）这两种主要能源，但是这两种能源是分开的，木头和煤炭不做机械功，风力、水力和公牛不产生取暖所需的热量。
蒸汽机的出现作出了划时代的改变。为什么这样说？里德利认为，这意味着热–功转换的实现，人类第一次通过控制热量来做功。如果工业革命必然会出现的话，那么这就是让工业革命成为可能的关键突破口，因而也促进了现代世界的繁荣，以及今天各种技术的百花齐放。
说起蒸汽机的发明者，很多人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苏格兰人詹姆斯·瓦特。事实上，瓦特只是改进了纽科门蒸汽机，而纽科门蒸汽机本身已经是高度复杂有效的机器，瓦特蒸汽机专利甚至也存在诉讼争议。
关于蒸汽机的发明，事实上它的背后存在一长串人名。早在瓦特之前，不少人已经作出很多努力。比如，法国人丹尼斯·帕潘、大不列颠人马斯·萨弗里等等。在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创新上，这些人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即使后来的学者做了很多深入研究，其实也很难细分出每个人所占的权重和比例。更不用说，最早注意到蒸汽具有移动物体能力的第一批人很早就出现了，那就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当时，蒸汽仅仅是用来驱动花园中的喷泉或者玩具，但是后来经过人们在工业时代不断改进，这个创意从消遣走向了实用，成为一道区分新旧世界的分水岭，成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纪元。
通过追溯蒸汽机发明的历史，里德利并非否认瓦特贡献，但是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蒸汽机创新的历史上，瓦特得到的赞誉太多了，其他人得到赞誉则太少了。更为关键的是，通过研究蒸汽机的发展历史，人们可以明白：创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一长串人名前后串联起来，每一个人在每个时点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跌跌撞撞的变化，没有顿悟的时刻”。
提到创新，大家总会想到爱迪生的名言，发明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觉得创新好像是突如其来的，往往与天才如火花一般突然迸发的灵感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发明不能等同于创新。创新往往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未必很短，有时甚至很痛苦很漫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就将创新定义为“在世界其他地方变成一种新实践的新方法或新产品”。而里德利则通过《创新的起源》向我们展示，从发明到创新的历程，是一个让一个想法流行起来的长期奋斗过程，而不是一个灵光乍现的传说。
对于电灯尤其白炽灯，人们往往只记得爱迪生神话般的发明故事。可是，事实上真相并非如此。到19世纪70年代末，合计有21个人自行独立地设计了白炽灯或者说极大地改善了白炽灯泡，不少人还为此申请了专利。由此可见，在白炽灯的发明史上，并不是只有爱迪生一个英雄，和蒸汽机的故事一样，很多人都贡献了自己创造。
这说明了什么？白炽灯的发明不可避免，时间到了，其他技术成熟了，那么白炽灯必然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这也是多数创新的真相，那就是创新是“一种渐进的、逐步提升的、集体性的过程”。但是，白炽灯的故事，更揭示了发明和创新的不同：爱迪生也许并不是白炽灯绝大多数组成部分的第一个发明者，但是他依旧很伟大，因为他将各种元素组合在一起，是使白炽灯走进应用的重要推手。在里德利看来，爱迪生与其说是发明家，倒不如说是创新家，他能够把想法变成切实可行，并且是经济实惠的现实。
放手，创新可以更蓬勃
通过蒸汽机和白炽灯的故事，人们对于创新的本质有了更多理解，那就是创新往往是渐进式的，创新也不同于发明，由谁来完成创新往往是偶然的，但其出现往往又是必然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人们意识到创新是一项人类智慧的团体运动，那么就会理解，为何要赋予创新以自由。
有意思的是，展望未来，里德利这个理性乐观派，却发出了“创新荒”的感慨。他的担心在于现在创新的宏观环境不够理想。今天的大政府管制和大公司利益集团，往往有意无意合谋绞杀创新。比如出于安全考虑，政府往往在研制样本和实际应用中间设立高难度的实验。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当年爱迪生为了寻找合适的灯丝，据说试验了6000多种样本，如果到了今天，他也许会被要求一一拿到批准，那么他可能永远不会发现最适合做灯丝的炭化竹丝。
今天不少创新发明是来自互联网领域，这是因为互联网曾经是新领域，严监管与大公司都缺乏。但是这个情况也随着科技巨头的壮大而发生变化。今天互联网巨头往往是跨国公司，而跨国公司往往都有极强的规划性。相对小公司而言，大公司其实并不善于创新，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阻碍创新。
最典型的案例是移动电话的推迟使用。移动电话的相关技术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成熟。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就曾表态，数百万公民很快就能用上“手提对讲机”。但是后来却迟迟没有推出，原因在于政府与既得利益集团联手抵制创新。
再之后，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第一个蜂窝电话由摩托罗拉副总裁用移动的手提设备拨出。不过讽刺的是，摩托罗拉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巨大商机，而是一个商业威胁。该公司在幕后进行游说，要求停止蜂窝通信的使用。原因就在于，该公司已经垄断了受许可的非蜂窝无线电通信设备市场。
人们今天能有幸使用的很多创新，并不是因为监管机构做得有多好，而是在于监管的漠视。反过来说，监管宽容的地方，就可能出现创新。其中的典型就是无人机。第一架面向消费者的无人机最早在法国出现，这项技术本来可以在航空、农业、救援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商业前景，但是监管部门却用死板的规则限制其使用。相反的是，同时期的中国没有对无人机作出限制性规定，于是大疆等公司很快成为后起之秀。如今，大疆的无人机产品占据了全球超80%的市场份额，在全球民用无人机企业中排名第一。这时，即使欧美放松管制，其实也只能望其项背。
马特·里德利是我很喜欢的作者。他的身份也很复杂，他早年就读伊顿公学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是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还做过媒体人，还是畅销科普书作家。里德利也是拥有世袭子爵头衔的英国上议院议员，按照经济人读书会书友的评价，他是“贵族科学家以及科普作家”的稀有物种。难得的是，他写了很多本书，不仅精彩，而且清晰易读，十多年前写的《理性乐观派》迄今还是这个领域的经典。
在大家都在谈论“创新荒”的今天，对创新的焦虑也引发很多讨论。也许通过《创新的起源》对人类创新历史的回顾，可以让我们重温创新的本初，那就是放手，创新可以更蓬勃。正如作者所言：“当人们可以自由地思考、实验和猜测时，创新就会出现；当人们彼此开展贸易时，创新会出现；当人们相对富裕且充满希望时，创新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