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走向何方？——读《公司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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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瑾
公司是什么？它如何起源？它为何如此重要，甚至影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生活？要探寻这些真相，也许应该回到公司的本源。《公司简史》正是这样一本清晰扼要的说明书，可让我们一窥公司的本质与发展脉络。本书的两位作者约翰·米克尔思韦特与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可以说是财经媒体界执牛耳的顶级人物，两人都是牛津大学毕业，都在《经济学人》杂志任职多年，前者还担任了彭博新闻社总编辑。
《公司简史》全书叙事宏大，分八个阶段解析了“公司”这一概念的前世今生。作者在书中不仅讨论公司的历史，更是在探索人类组织的有效方式，即公司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如何有效合作，创造出诸多经济奇迹。
为了解答文章开头的这一系列问题，作者决心回到源头，追溯公司的起源。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两河流域，商业文明已经起步，苏美尔人已经发展出产权所有权合理化的雏形，其神庙同时充当了银行和政府监管人角色。至于亚述人，已经发展出现代合伙协议的前身。例如，一份合同显示，若干投资者筹集26份黄金投入某个商人运营的基金，商人自家出资4份黄金，该基金会运4年，运营者会收取三分之一利润。这些古老的商业文明理念，在今天仍有回响，人们会发现其中的不少安排和今天的风险投资不无相似之处。
到了古罗马时代，公司的雏形更趋完善。当时出现一种新的社团，为战争提供商业支持，社团的每个成员都拥有股份，以至于十八世纪有法学家认为发明公司的荣誉“完全属于罗马人”。确实，对于公司的贡献，罗马人的创新不仅在于组织，更是在于法律。一般认为产权概念其实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在公司法层面，罗马人更是创造一种概念，“即个人组织成的组织可以拥有独立于个人成员的集体身份”。
《公司简史》指出，在罗马人的基础上，意大利人和北欧人继续前进，前者建立自身的商业帝国，而后者这发明了政府特许公司和行会。
先说意大利。在十二世纪的佛罗伦萨，已经出现一种新的组织“康柏吉尼亚”（Compagnia），这种机构要求所有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要求合伙人之间彼此信任。其单词Compagnia起源于两个拉丁单词cum和panis，意思是“一起分面包”。基于信任的理由，这种机构最开始往往是家族企业，随后也开始引入家族之外的投资，尤其是复式记账法的发展，使得信任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并且让海外监管更为完善，以至于大商人开始流行使用汇票结算，而不是直接用货币结算。
再说北欧模式，这种模式最直接的结果是促进了“依规设立的社团”的概念。目前欧洲最早的公司是瑞典的斯道拉·恩索公司，该公司在1288年开始交易，1347年获得皇室特许。
社团这样的集体身份，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引入“法人”的概念。某种意义上，黑暗的中世纪并不那么黑暗，从公司起源来看，最早的公司往往来自独立法人团体，而它们的成立往往来自封建王权的让渡，即在王室给予的特权之下运行。一方面，王室对于这样的权力让渡安排感到不安，因为这样的团体不受生老病死的威胁，让王室权力难以插足；另一方面，王室出于利益、安全等多重因素考虑，却又不得不授予各种团体诸多特许权力。
某种意义上，正是漫长的中世纪，给予了公司足够的孕育时间，导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司大发展。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在中世纪早期，法学家就通过对罗马法与教会法的梳理发现，“法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人们的松散联合，希望被视为独立的集合式实体。”不少历史悠久的机构其实都是这样的实体，比如城镇、大学、宗教团体以及商人行会。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高度评价公司的出现。他认为，公司不仅仅是革新，而是一种创新；公司和学校、军队、大学都不同，公司是几百年出现的第一个自治机构。
正是在各类特许公司基础上，在十九世纪，现代公司的诞生，也因此变得顺理成章。现代公司理论之父罗伯特·劳在1856年推出的法案中，让企业获得有限责任，设立公司成为新的自由。正如劳所言，设立公司从一项特权（privilege）变为一种权利（right）。有人指出，当时最强大的经济力量，无形中将现代公司三大理念整合在一起：公司是一个虚拟人，却和真正的人一样拥有经济活动的能力；其次它可以向任何数量投资者发行股票；最后则是这些投资者只需要承担有限责任。
此后，公司的故事，对我们而言更加熟悉，比如美国对英国的后来居上，同样离不开公司的助力。在时间线上，美国的兴起背后是工业经济的兴起，公司这一模式配合了其对于规模和范围的需求。因此，美国的兴起，不仅对应着洛克菲勒等资本大鳄的兴起，更对应着其旗下的“标准石油”等商业巨无霸的兴起。
通过《公司简史》追溯公司的诞生，我们获得这样一种认知：公司的强大之处，一方面在于它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提升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更在于它作为“法人”的意义，它既可以拥有自然人的大部分权利，又可以规避自然人的缺点，比如生老病死，而且公司还可以通过安排继任者不断延续下去。
也正因为这些特点，人们常常指责公司没有灵魂和肉体可以惩罚，大家对于公司的疑虑也和多年前大体类似：公司到底是作为社会个体的自由结合，还是作为某些人的牟利手段？
在真实世界，答案或许兼而有之。公司变迁的背后，也是社会和文明的变迁。在过去，商业往往失败率更高，个体的连带责任也更多，不少公司也带着更多帝国主义的烙印，而今天的公司明显比起过去更文明，也被要求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那么，公司的未来将走向何方？答案是没有一定，但是未来的公司显然不是今天我们习惯的模式。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历史给予的启发在于，透过对公司起源的探索，人们可以发现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局限和时效。而面对旧时代的迷茫和新时代的困惑，公司发展的脚步将永不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