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去工业化”陷阱——读《美国两次“再工业化”及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

《美国两次“再工业化”及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

裴桂芬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1年6月出版

◎朱玉强

《美国两次“再工业化”及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一书是由河北大学经济学教授裴桂芬等人所著。该书对从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开始到现在的世界工业发展历程作了简洁、清晰的介绍，又重点对美国两次“再工业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据此对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提出了诸多有益的建议。需要说明的是，该书为了避免理解上的混乱，将工业化、“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主要聚焦在制造业领域。

深刻理解世界产业发展轨迹的规律性

作者在书中表达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思想观点，丰富、加深了读者对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再到“再工业化”这一世界产业发展轨迹规律的认识。比如，书中对“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各自产生的效果、相互间的互动关系作了客观评价、清晰梳理，纠正了人们的一些主观认知偏见。“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二者不是矛盾对立的，甚至可以同时出现。作者在书中介绍，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再工业化”过程中，就同时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并且“去工业化”效果远大于“再工业化”效果。这一“怪相”的出现，绝非偶然。

首先，美国为了重塑本国的产业优势，通过这次“再工业化”对自己的产业进行了事实上的“筛选”，即对传统产业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并大力推动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此期间，按照边际产业转移理论，美国将传统产业转移到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制造业对外产业转移的“去工业化”，在国内则集中优势资源发展高科技及高端服务业。

其次，“去工业化”提升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具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世界第三次产业转移，形成了新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在这个体系下面，美国的“去工业化”基于附加值最大化的原则在全球布置供应链，将附加值最高的研发和营销环节留在国内，将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转移到了国外，从而使美国得以继续执掌和巩固自己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地位。

另外，作者还在书中介绍，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美国“去工业化”造成的“脱实向虚”、制造业萎缩、制造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减少、产业竞争力下降等弊端逐渐显露，不得不使“再工业化”再度成为选择。另一方面，高新技术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变化又为“再工业化”提供了诸多实现的条件。比如，科技的发展降低了制造业的成本，个性化消费和定制化消费要求生产地接近消费地，环保和污染物排放限制要求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多次出入境运输等。作者认为，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的本质不是简单地让原先转移到国外的产业回流，而是构建一个全新的产业基础，重点推动先进制造业或高端产业发展，使发达国家继续引领全球制造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总之，“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都只是手段，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而在实践中，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再到“再工业化”这一世界产业的发展路径曾令步履其中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既获得了很大的成效也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因此，如何在这一发展路径上趋利避害、行稳致远，需要认真思考和冷静对待。

警惕世界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影响

本书对世界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和“再工业化”对中国的影响，都作了细致入微的剖析，既警示各国在抉择、开展“去工业化”或“再工业化”时要进行冷静和科学的思考，同时也提醒中国制造业注意防范和化解外部“再工业化”带来的竞争威胁。

例如，该书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过早开展“去工业化”持否定的立场。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的观点，将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称为早熟的“去工业化”，其特征是在收入水平还比较低的状态下就出现了制造业就业和附加值下降。这一现象在拉美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国家多数是在刚进入工业化社会不久，就步入了“去工业化”阶段。这一现象同样切合丹尼·罗德里克的看法：很多新兴经济体因为制造业过早萎缩而最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对此，作者在书中解释，该现象与“荷兰病”有直接的关系。比如，从“荷兰病”角度看，一些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会陷入“荷兰病”而出现“去工业化”。“荷兰病”是指一国特别是小国，由于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快速衰落的现象。“荷兰病”是根据20世纪60年代荷兰发现大量天然气后带来制造业萎缩而提出来的。它的作用原理是，一国基于要素禀赋理论大量出口具有丰富资源禀赋的产品后会造成两个影响：一是出口资源的产业挤占了制造业的劳动力等要素，造成制造业要花费高价吸引劳动力，结果是制造业成本提高，竞争力被削弱，难以抵挡国外质优价廉的产品，最后形成出口资源产品和进口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格局；二是大量出口资源产品会造成本国汇率升值，导致其他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降低。这两方面影响所促成的“荷兰病”，最终将使一些国家可能会陷入“去工业化”的危机。

再如，作者在书中提到，全球金融危机和“再工业化”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挑战复杂艰巨。中国将同时面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贸易保护主义打击与后进新兴发展中国家追赶的多重压力。因为，原本中国出口产品的特点是高、低技术产品优势突出，中等技术产品竞争力较对较低的“U”型结构特征。可是现在，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中，一些低要素成本型国家正在低技术产品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而一些拥有高新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则在高技术领域与中国对垒，使中国制造业遭遇前后夹击，形势严峻。尽管有些人乐观地认为，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对中国供应链的需求有很强的依赖性，但是，作者根据分析数据指出，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正利用本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地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的市场份额。

建言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

如何迎接这些挑战？作者为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参考意见，包括：积极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发展、提升中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等。

在这些建议中，“推动制造业的创新发展”是最根本、最重要，也是最紧迫的建议。作者认为，中国在研发领域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比如，长期以来研发投入增加虽然迅速，但是研发绩效的提高却较为缓慢。究其原因，研发执行主体之间合作的不充分阻碍了创新绩效的提升，降低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对此，作者认为，未来世界范围的科技竞争不再是单个科研个体的竞争，而是创新生态系统的竞争，所以中国需要吸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建设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生态系统就是多样化的创新主体基于共同的创新环境而形成的相互依赖、共生共赢的具有稳定性的组织结构。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分工模式，削弱了新兴市场国家的低成本优势，使美国重新获得竞争优势并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作者眼中，中国式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重点在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及其他相关机构所构成的主体之间开展合作与互动，同时加强与外部环境的链接与互动。作者认为，像目前长三角地区正在形成的创新共同体就属于创新生态系统模式。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核心，利用江苏的科技资源、浙江的市场资源、安徽的产业资源，合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发展创新极；以“科技创新圈”为重要抓手，有助于科创资源向区域内加速汇集来集中攻克一批前瞻性、颠覆性、实用性的科研难题。长三角地区有望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在这里，高校和科研机构将成为系统的联络者。他们为了吸引全球高科技人才，与企业主体共同构建了政、产、学、研、资协同发展的创新网络，以创新驱动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培育和鼓励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和市场环境。

可以预见，如果中国能够比照长三角地区建设一个完善的全国创新生态系统，那么就可以顺利“推动制造业的创新发展”，进而纲举目张扫清中国制造业前进道路上的阻碍，迎来中国制造业的辉煌发展，而这也正是作者本书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