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
如何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
⊙郑渝川
数字革命为不同国家和地区改善公共财政创造了新机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编写的《公共财政的数字化变革》一书指出,通过数字化,政府可以更快地获得更多、质量更好的经济活动信息,同时这一切还能更为便捷地、低成本地存储起来,并通过后续数据分析得出有价值的分析成果,从而更好地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
数字化变革需要全面保障
作者认为,通过数字化手段可构建效率更高的管理、执法、服务系统,无论在税务管理还是一般公共服务项目上,都能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效率;通过更为广泛的数据分析,可更为便捷地与民众和企业沟通,从而推行更好的政策。这些都意味着包括公共财政在内的公共治理的效率全面提升。
举例来说,税务部门可以通过数字系统、标准化报告格式和电子接口,获得企业掌握的大量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网络交易平台等渠道的交易信息。政府间部门的信息共享,各国政府间的信息交换机制,还可以使居民与非居民财务记录信息非常清楚地呈现在税务部门面前。
但是,作者也强调指出,数字化变革的落实需要仔细设计和全面保障,而且还将继续面临旧有以及新的挑战:第一,政府系统的人力配备并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或是十多年时间内完成全面更新,而既有公职人员的数字素养能否适应数字化变革,还在相当程度上构成挑战。第二,公共财政等公共政策领域的数字化变革会产生成本,推进过急或不慎会产生一定风险。比如2016年11月,印度出人意料地采取去货币化行动,此举旨在加速印度经济的数字化进程,但造成了市场的大范围混乱。第三,政府间信息共享以及基于数字平台的行政协作,需要一个较长的磨合期才能达成。第四,数字化变革在帮助提高税务征管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税务问题,那就是一些个人和企业会设法利用新技术篡改销售记录、交易信息从而逃避纳税义务。第五,信息获取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仍有待进一步提高。第六,随着隐私意识的增强,居民在许多私人交易、生活场景中均拒绝授权分享信息,这使得这些交易和生活场景信息没有被全面记录,也就无法纳入有效监管。
数字化和税收
对于上述的挑战,作者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数字时代的税收问题。
尽管数字化变革进程很快,但监管者仍然不能完全突破信息约束。作者指出,数字化在相当程度上还会招致高收入阶层产生更为强烈的避税和逃税倾向。比如,以海外投资或在海外注册等方式来逃避应缴纳的部分税收。作者在书中分别就数字化时代如何更为合理、科学地设计劳动收入的税收与累计消费税、商品税、企业所得税、资本收入税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比如,资本所有权和股东的国际登记册要基于居住地原则而不是基于来源地原则对资本收入征税。作者强调,数字化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各国政府对跨国公司征税,包括监管其复杂的供应链,但仍有待新技术的进一步应用来确保供应链和交易过程信息纳入监管。
作者在书中也谈及了点对点经济(P2P经济)征税的操作可能。P2P卖家多为小微企业或个人,向其征税不仅困难,而且成本高昂。因此作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做法是向平台征税,通过将平台交易信息接入税收征管系统而实现征税。
数字化驱动财政管理创新
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启用了为公共财政管理自动化而设计的信息技术系统,可以详细记录政府交易信息。作者在书中还介绍了如何更为合理地运用数字化来补充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各类数据,从而更好地实现实时宏观经济分析。
除了每月、每季度、每年公布的官方财政统计数据,作者还提出了“每日财政数据”。这个数据涵盖了各种总量的交易数据和收入指标、政府支出、融资流量以及每日现金余额。
“每日财政数据”的实现:一是可以使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基层执行部门更加合理地运用公共经费,而不是等到每个季度或每半年、每年的最后几天来突击花钱。二是使政府内部尤其是一定级别以上官员更好地提高财政透明度,强化内部监督,便于审计部门实时查找问题,以及政府决策者根据实时数据作出决策。三是增强了税收趋势和年终预测分析的相关性和即时性。即公共部门可以像大型企业那样,更好地通过调整税收等相关政策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
作者在书中还讨论了如何通过引入区块链和认知计算等颠覆性数字技术来进一步改善财政管理效益。作者指出,政府在提供电力、教育、应急服务、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时,数字化技术会在相当程度上降低部分项目的支出成本,也会提高公共服务在一些领域的效率。比如,扶贫项目借助数字化技术可以更加精准地实施,而数字技术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等基础产业的支持也很明显。
但是书作者并没有迷信数字化技术可以帮助解决公共服务面临的所有挑战,以及现存的所有问题。恰恰相反,作者在书中还强调指出,公共服务数字化也存在不足。比如,过度强调提供数字化公共服务,很可能会因此减少了非数字渠道的公共服务,使得相当数量的民众无法获得的公共服务,这样就会使得数字化的意义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