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福林：注册制改革必须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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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福林具体围绕强化信息披露、完善市场发行定价、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培育合格机构投资者、坚持依法从严监管这五个方面提出建议。
尚福林表示，资本市场是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的市场。债券和股票发行都需要信用支撑，要求参与者诚实守信。只有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投资者才有可能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选择。注册制对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规则并严格执行，从源头上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夯实信用基础，是注册制改革的关键。
尚福林认为，因为担心高价发行而设定的高价剔除机制以及网下询价安排让打新股成为“无风险套利”，助涨了短期资金炒作，容易造成价格泡沫。同时，一二级市场间的价差空间影响了企业在一级市场融资效果，也容易让企业经营者把上市作为财富套现的捷径而不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是在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的基础上，给予市场充分的定价自主权，建立市场化的股票发行询价制度，提高机构投资者询价质量，缩小寻租空间，更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尚福林表示。
尚福林提出，推进注册制改革过程中，要统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退市机制、多层次市场等一系列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应当更加注重对资本的规范引导，严厉打击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严重违法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创造资本市场良好生态。
我国留有足够政策空间和充足政策工具
尚福林认为，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关键是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稳”，重点是放在稳住经济运行，稳住宏观经济大盘，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进”，重点是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
尚福林表示，要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
“稳增长关键要稳预期。”尚福林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而我国率先走向复苏，在应对风险挑战的实践中，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修复能力和旺盛生机活力，充分展现了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的特点。
他表示，当前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变，支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有利因素和条件仍然不少，依然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留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和充足的政策工具储备。
尚福林表示，首先，稳预期要先稳宏观环境。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宏观稳定是最稀缺的资源。应多采取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措施，加大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加强与产业、环保等政策间统筹协调；做好政策出台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评估，充分考虑政策衔接和叠加效应，让政策实施效果更加精准。
其次，稳预期关键是要稳市场主体预期。微观市场主体对宏观经济稳定具有基础性作用，关系民生、就业。应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科技创新企业等重点群体的支持，畅通财政、金融政策直达机制，实施减费降税，降低企业负担；加大对制造业纾困发展的支持力度，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企业科技创新，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夯实微观基础；同时，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障公平竞争，提振市场信心。
最后，稳预期要依靠创新驱动。稳增长不能走依靠粗放式手段的老路，要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谋篇布局。长远看，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将进一步有机融合，有利于塑造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迭代革新，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势必将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
统筹发展与安全 要更加关注金融风险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国内经济恢复仍不稳固、不均衡。
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当前应警惕哪些领域的金融风险？又应如何增强前瞻性和预判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随着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经济与金融已经高度依存，发展和安全互为条件。”尚福林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就要更加关注金融风险，增强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的预判研判，做好应对预案，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尚福林认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处在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时期，实现动能转换、结构优化、提质增效等目标面临诸多挑战，金融风险释放压力增大，并出现一些新情况新特征。
具体看，受疫情冲击影响，部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增加，许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面临困难，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进一步显现，个别中小银行风险较为突出，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增加，风险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这些都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
尚福林建议，一是稳妥处置金融风险。抓住重点，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妥善应对疫情影响下不良资产反弹。持续整治高风险业务，有序推进高风险机构处置，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严防资金“脱实向虚”。
二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改革推进金融机构自身化险，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推动金融结构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三是加强金融领域法治建设，完善长效机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坚持金融业务持牌经营规则。改善地方信用环境和金融生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