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金时代”到滞胀：
繁荣为何不可持续？——读《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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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启雯
1945年9月2日,以日本代表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为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结束。人们原以为在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上重建与复兴将异常艰辛。但是从1948年至1973年，世界经济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然而就在1973年，这个“黄金时代”的经济奇迹戛然而止，世界经济进入了长期的“滞胀”，此后即便有所回暖，也只是短暂和不稳定的。
这25年间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到底是由谁创造，又因为什么而衰败？在那之后的几十年为何再也没能突破“黄金时代”的经济增长高度？学术和政治精英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经济现实？在过去的50年里，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在试图找寻出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和补救方案。这些问题也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克·莱文森在他的专著《大转折》中想要重点关注和探寻的。
从早前在《集装箱改变世界》中提出“没有集装箱，就没有全球化”，再到在《大转折》里聚焦战后欧美各国经济的演化历程，莱文森对细节的关注和对大局的理解，显然是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研究边界和维度。《大转折》不同于常见的经济发展史或者国别史，莱文森以问题为导向，聚焦“1973年”这个西方经济发展轨迹上悄无声息却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致力于解答关于西方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大转折”的若干经济问题。莱文森在抽丝剥茧的探寻过程中以事实为依据，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是什么造就了“黄金时代”？
时光回到1973年之前，人类没有在二战过后的满目疮痍中迎来“文明的黄昏”，而是见证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么，是什么造就或推动了“黄金时代”呢？
在《大转折》中，莱文森以宏大的经济视角，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战后经济发展图谱：20世纪的下半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48年至1973年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始于二战的废墟，却见证了以西方国家为主的经济奇迹，人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房子、汽车等大宗消费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一系列政府主导的福利计划带给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黄金时代”。然而，从1973年到20世纪末的第二阶段，则呈现出与上一阶段完全不同的光景，人们见到的不再是热闹的繁荣景象，而是循环往复的经济危机、缩水的养老金价值、家庭积蓄的快速消耗、购买力的大幅下降、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这是一个充满焦虑的“失落时代”。
在回望战后经济时，莱文森发现，1948年后，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各国的需求出现大幅反弹，再加上战争时对商业投资的人为管控，导致很多企业的利润积存了下来，亟需在民用市场上大干一场。
制造业的繁荣吸引了数百万的劳动力脱离农业进入工业生产。工厂对新设备的需求同时又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推动了就业率的显著上升，以及设备的技术革新。这些良性循环使得各国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不断提升，国民经济步入高速发展阶段。
各国还将削减关税提上了日程，并且开始取消其他贸易壁垒，这些变化促使边境贸易大量增加，生产率的提高与国际贸易的发展相辅相成，同时也提高了个别企业在国际间的竞争力。另外，各国政府还开始大量投资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快捷又便宜的地面运输，让工厂不仅提高了产量，生产成本也更加低廉。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收入明显增长，工作稳定也得到了保障，进而提高了人们的购买力，并且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更新迭代。可以说，在这样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数以亿计的人口脱离了贫困，过上了难以想象的富裕生活。
战后经济爆炸式地增长，几乎让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信心高涨，对政府的信任度也空前上升，政府和民众一致认为，经济一定会如愿地高速发展下去。从1948年至1973年，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北美的劳动生产率翻了一倍，欧洲增加了3倍，日本达到了原来的5倍。
人口在增长，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贸易壁垒被打破，全球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当时的美国重塑了“世界秩序”，掌控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社会欣欣向荣，各阶层都生活得很滋润。法国人把这段时期叫作“光辉的三十年”；英国人称之为“黄金时代”；德国人的说法是“经济奇迹”；意大利人就是简单的一个词——“奇迹”；日本人则更加谦虚，称之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无论用哪种语言表述，当时的经济表现都备受称赞。时任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给予最高评价：“不夸张地说，绝大部分的人生活从来没这么好过。”
脱缰的通胀打破平静
山雨欲来风满楼，“黄金时代”经济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一场巨大的危机。
在《大转折》中，莱文森研究发现，从1969年开始，欧美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越来越高。面对通货膨胀，政府通常会选择通过调高利率提高借贷成本，降低需求，减少人们购房、买车的行为。然而，投资的减少也会造成失业率升高、经济发展减缓。可是如果政府对通货膨胀不加干预，选择“宽松”政策，贷款成本就会下降，企业更有活力，失业减少，但物价也会攀升，工人会要求更高的工资。
莱文森对美国、西欧、日本等几大世界经济体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深入剖析。结果惊奇地发现，虽然战后欧美各国经济政策各有千秋，但目标空前一致：“稳增长、保就业、控制通胀”。1973年之前，各大经济体的经济数据都颇为亮眼，以致欧美各国都认为自己的经济思路和政策具备优势，是经济繁荣的首因。
由于有战后长达25年的持续经济增长，欧美各国于是简单地将经济上的成功归功于“缜密详细的经济计划”，由此催生了“新经济学”理念。正如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首席经济顾问沃尔特·海勒所断言：“在更好的统计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经济模型将帮助政府精准预测出如何调整支出和税收以消灭失业率，并且还不会推高通货膨胀。”后来的历史一再证明，这套基于“新经济学”的观点并不怎么灵验。
1970年以后，高收入国家经济出现波动，商品热潮很快退去，全球市场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下降，造成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此时，虽然美国的工资还在不断攀升，但失业率和通胀率也同样居高不下。为了在经济周期中力挽狂澜以赢得连任，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名当时最杰出的经济学家阿瑟·伯恩斯担任美联储主席，后者试图以宽松货币政策来降低失业率，却无力抑制美元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并且还影响波及其他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飙高的通货膨胀率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最为突出的经济问题。最终，到了1973年初，通货膨胀开始失控，西欧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马克的风潮，导致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走向了崩溃。
在巴黎，出租车上挂着“不再接受美元”的牌子，甚至乞丐也在自己帽子上写着“不要美元”。但正如莱文森所言：“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一位经济思想家酿成了一场经济灾难。”通货膨胀不仅没有得到抑制，甚至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美国本土范围，世界经济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平静就此打破，汇率也逐渐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局面，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无力摆脱的漩涡之中。
说到经济，“石油”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二战后，美国和英国的石油组织掌控着大部分的石油生意。莱文森在《大转折》中正是以荷兰的第一个“无车星期天”开篇的，这也直接点出了1973年世界经济发展急转直下的第一重原因：能源尤其是石油的价格上升。而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1973年初，11个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宣布要将油价提升15%，以弥补美元贬值造成的损失，并在几经谈判后，于该年10月份降低产量、提高油价，从而爆发了波及全球的“石油危机”。
不只是荷兰，当时的阴云笼罩了整个欧洲。随着石油库存的缩减，比利时、瑞士、意大利、挪威等国很快也迎来了自己的“无车星期天”。汽车的限速更低了，恒温调节器关小了，柴油也开始定量供应，周末开车的特权成了令人垂涎的身份象征。斯德哥尔摩的室内游泳池也被关闭，以节省加热所需的能源，就连环比利时汽车大赛也被临时叫停。
通过对比研究，莱文森认为，石油危机并非终结“黄金时代”的罪魁祸首，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这场石油危机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但并没能延续多久。1974年3月，因迫切希望美国从以色列撤军，阿拉伯国家解除了石油禁运令，这场石油危机也正式成为过去，美国国内出现的石油短缺现象，很快就消失了。但是曾经的繁荣却再也没能恢复。
用“生产率困境”审视繁荣和滞胀
某一个特定年份真的可以成为世界经济的转折点？这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但却实实在在发生了。“1973年”无疑成了一个转折发生的年份。此前，是战后欧美各国迎来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此后，是经济发展衰退，是大滞胀，是“黄金时代”的辉煌再也无法返回。
在危机发生一年之后的1974年12月，美国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近一半。英国的股市下跌更为严重，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了72%，幅度甚至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同时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失业人数创下战后最高纪录。危机最严重的1975年，西方发达国家每月平均失业总人数达1448万人。大量的失业加剧了西方社会的不稳定。
根据新西兰籍经济学家比尔·菲利普斯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如果想降低失业率，就要接受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如果想降低通胀率，就要接受失业率的上升。但在1973年之后，欧美各国面临的却是“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由此“这一新威胁获得了一个专属的称谓：滞胀”。
早在石油危机之前，“飙高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是个很严峻的问题，石油供应不足导致产品的产能下降，市场的货物没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工人和商品的短缺意味着工资和价格面临着上行的压力，加剧了原本的通胀问题。政府采用政治施压和物价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来遏制通货膨胀。几个月后，企业将原本可以用在提供新产品和服务上的精力被用来逃避管制，以便取得更高的利润。
到了1973年底，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到国有资产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再到所谓的产业链全球化等等，所有能用于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似乎都失效了，中央银行陷入瘫痪。面对此景，莱文森在书中毫不讳言地指出：“没有任何一项措施能长期且广泛地刺激经济增长。”要么曾经有用而后来失效，要么只在特定国家发挥了作用，要么解决了眼前问题又带来新的烦恼。总之，各种政策可能只是把原本未用尽的红利加速燃烧殆尽，之后经济又会失去增长动力。
按照莱文森的分析，战后1948年至1973年这段“黄金时代”的动力源，主要在于“技术快速进步、农业向工业转型带来的劳动人口红利、固定资产投资引发生产率跃升”。这些要素都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因而不可复制。莱文森由此认定，“生产率困境”是解释1973年前后的繁荣和滞胀的关键。
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而对这种能力的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生产率。生产率越高，一国生产的物品与劳务量就越多，这个经济体就越富有。二战之后，得益于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企业与政府的大量投资和技术创新，社会生产率快速提升，造就了战后经济的增长奇迹。而在1973年10月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以后，传统的经济管理方式，比如提高或降低利率、税收和政府支出等，就很难再有效地发挥作用了，全球经济的长期繁荣由此画上了句号。“政府和中央银行都知道如何使用传统的经济管理方式引导经济回归健康。然而，当问题变成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时，经济学家的工具箱就令人尴尬地空虚了。”
随着技术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很多工作所需的人工数量减少，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高失业率。西方中产阶级在“黄金时代”享受的好日子也由此急转直下。不过，莱文森在解释“黄金时代”缘何突然终结的同时也坦言：“黄金时代”的终结实际上开启了一场全面的经济转型。对于新经济来说，真正的价值是创新、设计和市场营销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将原材料转化成制成品的物理过程。工业经济已经被信息经济逐步取代，无论何种力度的政府补贴都无法逆转这一进程。
如何解决生产率的问题，并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供参考，于是不同阵营政客开始兜售他们的税收和支出主张。然而这些措施却对生产率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善。
长期繁荣是历史长河中的独特事件
与“黄金时代”一同泯灭在历史长河中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人们对于未来的信心。莱文森由此在《大转折》中还重点谈到：对于经济的持续衰退或滞胀，各国相继展开不同的应对举措。
“经济魔法师”、原联邦德国财政部长卡尔·席勒提出了颇具吸引力的“魔法四方”，然而就业率和商业投资依然未见起色。
撒切尔夫人一手把英国带出了“福利型国家”行列，她大力打压工会，缩减国家福利，变卖国有企业，推行私有化。按照莱文森在《大转折》中的统计，撒切尔夫人在任时期的经济增速并无太大好转，也就是说，英国并没有因为她而重返“黄金时代”。
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上任后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减税刺激政策，然而对于将近一半的美国家庭来说，排除通胀因素，他们在里根卸任的1989年的收入，并没有超过里根上台的1981年，而雇主提供的福利反而在大大缩水，享受养老金福利计划的私企员工的福利，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下降了超过10%。
1982年起就任并蝉联日本第71、72、73届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曾提出“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进行财政重建”的口号，但是仍未能阻止后来日本陷入“停滞三十年”。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发行的债券比美、英、法、前联邦德国、意大利五国加起来还要多。
据莱文森在书中的统计，在20世纪剩余的那20多年中，日本生产率平均增速从8.5%跌落到3%，瑞典则从4.6%滑落到1.2%，12个最富裕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速仅有2%，只有之前“黄金时代”的一半。
经济学上有“均值回归”的概念。简单地说，一切上涨或下跌都不是无限期的，任何波动始终围绕平均值起伏。诚如莱文森所指出的那样，1973年以来的波动趋势很可能标志着经济发展在向常态回归，长期繁荣是历史长河中的独特事件。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及其后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持续产生影响。循环往复的经济危机侵袭着不同的国家。比如，房地产泡沫在90年代给日本家庭的经济状况造成了毁灭性打击；1980年至1994年美国有成百上千家银行倒闭；2008年次贷危机在欧洲和美国引发了残酷的高失业率，甚至影响到了欧盟的生死存亡……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相应的政治举措，这些措施的目的恰恰在于让经济增长快于生产率进步所允许的水平。
与此同时，欧美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可能并没有经历战后的“黄金时代”，但也没有受到因石油输出国提高油价带来的经济危机的冲击。相反，它们可能受益于这一改变：石油输出国将其快速增长的收入注入银行，而银行家想为这笔钱寻找用途，此时西方世界正面临经济危机，需求降低，于是投资自然流向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大转折》中，莱文森写道：“得益于1973年的一系列事件，很多‘发展中国家’用了远比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预想的短得多的时间就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得很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它超越了任何合理的预期。我们短时间内不会再看到相似的情况了。”或许繁荣的不可持续性不只在1973年，更在往后的悠悠历史长河里。如今的世界格局，正面临新的危机和挑战，保持平和的心态和稳健的步伐或许才能让我们在历史长河和现实长河里始终游在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