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顶级基金经理如何思考与决策——读《聪明的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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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启雯
回望华尔街内外，门徒合伙基金公司总裁兼联席首席投资官泰德·西德斯的“网红”身份无疑要比他的“知名投资者”身份更加令人瞩目。在2006年之前，西德斯也像其他刚投身投资界的草根基金经理一样“名不见经传”，他的“知名”缘于2007年与“股神”巴菲特的“10年赌约”。不仅如此，西德斯还是一档名为“资本配置者”播客的主持人。该播客曾被《巴伦周刊》等知名财经杂志评为最受欢迎的投资播客之一。
西德斯曾拥有25年的投资实践经验，他花了5年时间在“资本配置者”播客中做了150多期投资管理行业的领袖专访，由此积累了丰富的投资实战素材。在此基础上，西德斯完成了他的专著《聪明的基金经理》。西德斯撰写这本著作的初衷，就是揭示世界顶级基金经理如何思考、决策和管理基金，从而更好地帮助职业投资人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决策机制。
首席投资官相当于“五拍子球员”
在书中，西德斯透露，他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加入石桥资本时，鲍勃·拉齐亚诺是该公司的首席运营合伙人。西德斯和他在一家金属纸制造商做尽职调查时，拉齐亚诺系统地分解公司业务的能力令西德斯感到惊讶。拉齐亚诺表示，早期的管理咨询经历就像给了他一把尺子，可以用来衡量和剖析公司的方方面面。
与此类似，首席投资官也需要一整套的工具来解构资金管理这个复杂的过程。优秀的首席投资官既要善于倾听也要善于演讲，既要善于学习也要善于传授，既要善于独立思考也要善于引导合作，既要善于管理团队也要有良好的阅读、写作甚至算法技巧。优秀的首席投资官就相当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五拍子球员”（跑垒、长打、击球、臂力和守备俱佳）。这也正是西德斯与巴菲特“10年赌约”之后，在2017年推出“资本配置者”播客的初衷。
投资流程的核心是由一系列面谈构成的交流环节。在西德斯25年的投资职业生涯中，每天都要与两三位基金经理面谈，加起来也有好几千人了。不过那时候，西德斯对面谈的理解只是流于表面，直到他创建了播客，一切才开始改变。
如何做好一个基金经理的访谈？西德斯列了几个步骤：明确目标、精心准备、营造环境、积极倾听、收获反馈。比如，明确目标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基金经理的投资框架和体系，要思考如果自己是这个基金经理的产品持有人，想要获得哪些信息？这些都是访谈基金经理时候最主要的目标。
西德斯始终认定，设置基金经理面谈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收集信息，所以聪明的资本配置者要营造一个有利于获取尽可能多信息的环境。因为人们在放松的时候往往更容易敞开心扉，所以面谈的外在环境是影响讨论基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过去，大部分基金经理面谈都是在会议室中隔着桌子进行的，这会直接给人一种对抗的心理暗示。渐渐地，西德斯发现了其他更合适的环境。
比如，斯科特·马尔帕斯经常邀请基金经理参加圣母大学基金会的足球比赛；另类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恩·哈里斯在配置资本之前，会邀请基金经理与他们的配偶共进晚餐；有些首席投资官会邀请基金经理一起健身、运动或者参加各种文化和慈善活动，来了解他们的个性。
是什么影响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如果资本配置者缺乏有效的决策流程，那么从面谈和尽职调查中得到的信息都将是无效的。可是问题来了，我们似乎天生就容易做出糟糕的决定。
人类大脑的进化是为了适应野外生存，我们的祖先遇到危险时，选择战还是跑，是个生死抉择的问题。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思考，快与慢》中把这种行动的直觉称为“思考系统1”，即我们做的绝大多数决策是基于直觉的反应。偶尔，我们也会有意识地转向“思考系统2”，那会让我们更谨慎地处理信息。
投资需要不断地做出决策，对职业投资人来说，更需要持续做出高胜率、高质量的决策。西德斯表示，做出正确的决策并不容易，我们天生就不擅长于此，所以才需要建立合理的流程来弱化偏差，提高决策质量。
为什么做出好的决策如此困难？西德斯借助世界扑克系列赛冠军、美国知名风险决策专家安妮·杜克的相关研究来验证、分享决策过程有多么的不易。
杜克是扑克界的传奇人物，已经在扑克桌上做了20多年的决策。在每一手牌中，她都会做出一些小的试探，获得实时反馈后，她就有机会评估自己的决策。杜克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帮助她理解了人们会做出坏决策的原因。决策和下注类似，都是基于对世事运行规律的某种信念。当一位基金经理买入一只股票或者基金时，他肯定是相信这笔投资比其他选项更优。
信念是建立在事实和预测基础上的，而我们处理事实和作出预测的能力是不完美的。杜克指出，确认偏差、有动机的推理和族群认同，是造成我们信念形成时可能存在缺陷的三种最有害方式。确认偏差是一个著名的行为缺陷，是指我们容易注意和强调那些能够证实我们已有观点的信息。有动机的推理相当于服用了类固醇的确认偏差，投资者极力想诋毁与他们的假设相矛盾的信息。最后，我们与所属族群的关系也会影响我们的观点。作为投资者，我们总会属于某个族群，比如价值投资族群、趋势投资族群或者长期投资族群。我们不信任族群之外的信息源产生的信息。
西德斯认为，仅仅意识到我们的认知偏差并无法消除它们。我们固有的结果导向偏差、自我服务偏差和后视镜偏差等，也抑制了我们改进决策过程的能力。如果资本配置者既聪明又有思想，这可能只会强化他们的顽固。他们越聪明，就越善于合理化现有的信念，完善有动机的推理，坚持自己的观点，最终影响做出正确的决策。
团队结构是健全决策的基础
投资理念也并不是非黑即白。已知和未知的风险蕴含在每一项投资决策之中，而在团队中达成诚实的共识其实很少见。高效运作的团队会挖掘出许多情境来为潜在的结果分配概率，从而为首席投资官提供完整的信息拼图以供决策。
西德斯认为，设置良好的团队结构为健全决策过程奠定了基础。团队协作可以比个人更能有效地发掘和权衡投资决策所产生的一系列可能结果。而团队的规模、延续性和多样性都会对首席投资官决策的有效性产生显著影响：
其一，最优规模。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决策单元的最佳规模是4至6人。杜克则认为，一个只有3个人的团队会非常有效。
其二，延续性。团队在一起合作的时间越长，首席投资官的决策能力也就越强。因为多次重复可以让团队获取共同的知识和意识，增强决策过程的信心。那些有能力和财力留住团队关键成员的首席投资官，比如大卫·史文森和斯科特·马尔帕斯，一直都是其领域的翘楚。
其三，认知多样性。一个理想的团队应具备认知的多样性，良好决策的关键在于团队的成员拥有真正多样化的想法，而不是表面不一样但想法却雷同的成员。
西德斯注意到，首席投资官们要谨慎地游走在多样化的想法和团队凝聚力的潜在冲突之间。要达到认知的多样性，必然要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聚集在一起，但由于行为准则的差异，他们可能会本能地对彼此的观点抱有偏差。
弥合多样性与凝聚力之间的裂痕是一项挑战，因此团队中需要高“理商”（理性商数）的人。理性的思考者更善于接受差异性，从而更容易从认知多样性中获益。组建好一支高理商、认知多样化的团队后，就会顺利推动各项事情的进展。
西德斯特别强调，一旦团队组建完成，引导是否得当将显著影响团队的表现，良好的决策过程离不开鼓励“认知安全”“独立思考”和“行为意识”。
适当的计划可以防止糟糕的表现
投资机构的领导和管理都需要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不断实施和完善。但是，每隔10年左右，市场就会颠覆任何关于“正常”的概念，这些充满压力和不确定的时期考验着管理者。
西德斯发现，巨大的市场波动是让投资者调整风险和收益预期的好机会。事实证明，在考虑未来的机会时，对基本情景的准确估计尤其重要。
经验丰富的首席投资官的行动反而会相对迟缓。比如，普林斯顿大学投资公司总裁安德鲁·戈尔登并不急于行动，而是想弄明白自己是否正专注于正确的事情。此时，首席投资官采用的行为准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直到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首席投资官才会开始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准备充分的首席投资官都有一份购物清单，以便在资产打折时随时买入。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如果息差保持较宽，则会关注私人信贷；一旦人们确立了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则可以关注旅游和休闲行业的潜在机会。正如哥伦比亚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金·卢指出的那样：“适当的计划可以防止糟糕的表现。”
资本配置者从未设想过靠创建一个清单来应对突发事件，但是协调内部运营、收集信息、评估流动性和风险、监控现有投资组合、挖掘新的投资机会、维护愿望清单和建立新的委托关系等这些事务，将在不确定的时期，成为他们坚守自身使命的共同行动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