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能否带来幸福？——读《幸福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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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瑾
提到经济学，人们的第一反应都是与GDP和收入相关的一系列经济指标，似乎与有些虚无缥缈的幸福感有些绝缘。其实经济学和幸福的渊源不浅。“幸福经济学”之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其所著的《幸福的经济学》一书中告诉我们，幸福可以度量，而经济学也可以和幸福有关。
经济学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
经济学这个词来自古希腊文，经济的英文economy就是古希腊语家政术，意味着管理家庭。由此可见，经济学其实一直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幸福是什么？古往今来，从希腊人到现代人都在一直不断地探讨这个问题。在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眼中，“中等水平的财富，过一种合乎德性的生活，就是幸福”。
早在两百多年前，哲学家穆勒就指出“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是不同极端的幸福，代表着纯粹精神快乐与单纯的身体享乐。到古典经济学时代，“幸福”或者说公共的福祉，在杰里米·边沁等古典经济学者的眼中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看重“效用”，探索人类如何追求美好生活，幸福自然是绕不开的主题。
那么，幸福什么时候开始和经济学脱钩？伊斯特林指出，这发生在20世纪初，与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有关。众所周知，帕累托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从他开始，经济学家与幸福的关系渐行渐远，这源于他的一个判断。帕累托认为经济学与幸福无关，反而应当关注决策，因为：“经济学是一门关于选择而非结果的科学。”
帕累托的思想主宰了二十世纪的经济学研究，这导致直到二战后，幸福经济学才演化为一门社会科学。幸福经济学之所以起步晚，除了受帕累托个人影响，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幸福很难度量。确实，收入可以用货币计量，但是幸福如何度量，却让人犯难，毕竟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各有不同，它关乎感受，也与性别、年龄、健康等因素都相关。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幸福关乎收入与德性。在现代，幸福可以是主观的，同时又是客观的。
幸福最终可以被测量要感谢二十世纪兴起的民意调查。虽然这些调查对幸福的定义各有各的标准，但是大体可以度量出人们的幸福度。伊斯特林曾任美国人口协会、经济史协会和西方国际经济协会主席。作为第一位探究如何度量幸福的经济学家，伊斯特林自1970年代就开始使用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他原本是想证明一个常识，就是人们通常以为的“钱越多就越幸福”，但是结果却发现了幸福-收入悖论，也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
幸福与收入的悖论
幸福-收入悖论到底是什么？想想，如果收入增加，你会更幸福吗？对这个答案，你多半是肯定回答。即使在美国，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压倒性的肯定，甚至不分行业。不过，伊斯特林指出：“这仅仅是人们一厢情愿的看法，而有时事与愿违。”
幸福-收入悖论源自伊斯特林在1970年代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最初目的是想搞清楚“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但是结论却出乎预料。伊斯特林有两大发现：一是在某一特定时间点，确实如普通人所想，钱越多越幸福，即收入越高的人越幸福；二是伴随着时间的延长，从整体来看，收入的增加并不会伴随着更强烈的幸福感。
总结一下，就是幸福和收入的长期趋势没有系统相关性。比如，美国的数据最完备，但是分析结果显示，在过去的70年里，虽然收入实际上增加两倍，但是大家的幸福感不仅没有增长，甚至还有所下降。对比之下，拉美的经济虽然不如美国，但是幸福指数并不低，尤其是巴西从1990年到2012年，虽然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高，但幸福指数却呈上升趋势。
更重要的是，这个结论最开始只是用了美国数据，随后作者在不同国家交叉对比时也有了新的发现，幸福和收入的悖论关系，不仅在国家内部个体比较时候成立，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比较也成立。比如，富裕的国家通常比贫穷的国家更幸福，但随着时间变化，幸福和收入关系又不那么明显了，在收入增长更快的国家，幸福感并不会增长得更快。
这个研究告诉我们，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幸福或者幸福的增加，在收入没有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快乐或者幸福会随收入而增加，但是当迈过某个临界点后，收入和幸福就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了。
从这个研究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是国民幸福的途径之一，但并非是唯一途径。这在不少转型国家尤其有参考意义。比如，东德与西德的统一发生在1990年10月。按照经济学家的估算，随着两个德国走向市场经济，按道理民众的幸福感应该增加，结果却事与愿违，在德国合并的那一年，出现了幸福指数突然下降，经过二十多年后，幸福感才逐渐恢复。原因在哪里？经济变化是一个首要因素：“从1990年到1991年，产出急剧下降，大约下降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生活满意度随之崩溃。产出下降的另一面是企业破产所致的大规模失业。”可以说，失业打击是全方面的，不仅影响失业者，也会影响就业者。
伊斯特林研究发现，除了经济因素，原有教育、医疗、住房、工作等社会安全网的瓦解，也是一个核心因素。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原先政府会解决这些“从摇篮到坟墓”的问题，现在都交给了市场，这自然会带来不安。英国劳动力市场分析专家罗杰·卢姆利指出，在东德原本体制下不仅没有失业、没有大的通货膨胀、工作强度低，而且还有免费医疗和社会服务，连住房和公共交通价格都很实惠，但是这些福利在德国统一后都消失了。这使德国东部的许多人产生了幻灭感、不利感和不安全感。当然，随着东西部融合、东部经济快速增长，最终大家习惯了这样的模式，幸福感才逐渐有了回升。
我的幸福在哪里？
幸福，有时关乎比较。比如，有时收入的提升，却没有带来满足感，这是因为当他人的收入增加时，每个人的收入参考水平都会上升，从而削弱了自身收入增加对幸福的积极影响。这一点在低收入国家也不例外。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现实中，人们也都能发现这样一些现象，比如有的人有钱还是感觉不到幸福，或者有人没有多少钱也很幸福。这些现象并非个案，这可能说明一点，有些人的幸福与痛苦的根源和金钱无关，有的人天生也许就更容易快乐，有的人也许就天生不那么容易感受到幸福。
“我的幸福在哪里？”在未来的政策中，幸福经济学也许真如作家萧伯纳所言，“经济学是使人幸福的学问”。也正因如此，伊斯特林呼吁第三次革命，也就是继工业革命和人口革命之后的幸福革命。前两者是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兴起的结果，而他认为幸福革命则是社会科学的产物。这意味着，人们的感受会更重要，希望这是一个经济学更人性化的时代。
从这个意义而言，本书的作者具有先见之明。他很早就指出，常见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等经济指标虽然有用，但是并不能直接作为幸福革命的衡量标准。“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增长本身增加了人们的幸福感。相反，向促进经济增长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导致了对工作、收入、医保和家庭环境的压力和不确定性。”换言之，当社会变迁的时候，往昔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网被打破，这个时候即使经济上升，可能也不足以带来全体社会的幸福感。
按照2022年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其对幸福的标准涵盖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等多个方面。在全球146个经济体的幸福排名中，芬兰连续第5年被评为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丹麦等北欧高福利国家基本都位居前列。
如何提升幸福感并不是幸福经济学唯一目标，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却是了解幸福经济学的动力，也正因如此，谈论幸福，要回到日常点滴。那么如何提升幸福感？从个人角度出发，也许幸福经济还应该考虑个体因素，比如对于幸福感知很可能和个体感受以及基因有关。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应该考虑引入安全网络政策，这也是福利政策逐渐从欧洲走向世界的原因。
关于幸福的研究还在延续，也不断有新的结论出现。这背后，都离不开伊斯特林作为“幸福经济学”奠基人的作用，也离不开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