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镜头，
做“局内”的“局外人”——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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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译井
随着技术和数据对世界的重塑，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从经济模型、大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平台等分析工具中寻找理解世界的答案。然而，实践证明，经济预测、金融模型、民意调查等方式并非百分之百的灵验。《视角》的作者——英国年度商业记者、杰出的人类学者吉莲·邰蒂，就对这些工具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并以其多年的观察、研究和探索为基础，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分析路径和实践策略。
在本书中，作者结合自己与其他人类学者的亲身经历，用大量经典的社会案例和商业故事，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人类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带领读者就如何建立人类学视角展开详细讨论。全书围绕把握“陌生”和“熟悉”的辩证关系，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如何理解和实现同时做“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三维视角，以帮助我们重置被技术与数据主导的狭隘思维、重新理解社会和他人，最终作出更加正确的决策。
走近“陌生”成为“局内人”
追溯发展源头，人类学如同其给人的字面印象一样，曾致力于探索新的领域或看似新奇的文化。因此，人类学天然具有包容的基因，要求研究者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去看、去听，在惊讶和惊奇中记录下那些自己一时无法理解的东西。要把“陌生”变“熟悉”，那些预设方向、自上而下的工具通常是不够完整和有效，取而代之的是不作预判、深度参与的观察和体验。
作者以本人求学阶段的经历示范了人类学的观察方法。当时，她长期借住在塔吉克斯坦的陌生山谷里，日复一日地参与和感受居民的日常生活，观察、倾听、提出开放性问题，了解本地人的观点，并随时随地尝试换位思考的视角，以期站在当地人角度深入体察他们的文化习俗。最终，她在收获研究成果的同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在社会、精神和物理意义上，我们都是环境的生物。在外人看来难以想象和理解的习俗，当地人却早已“习惯成自然”，因为他们从周围环境中继承的心理和文化“地图”是如此“润物细无声”，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难以察觉到它们。
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在社会学研究中、真实历史和商业传奇里。作者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同质化的世界里，但是对不同的人群而言，同样的符号、图像和人工制品意义并不相同。比如，在美拉尼西亚和其他地方，人们对当年西方军队空投的消费品产生了货物崇拜；在海地，人们相信可口可乐瓶可以让人起死回生；奇巧巧克力公司在日本使用“愿望成真”的口号，并配以樱花的图片，让日本学生自然而然地把这种巧克力棒与一种古老的日本民俗——“御守”联系起来，使得奇巧巧克力成为祈求考试成功的吉祥物，从而在市场营销中大获成功。这些事例都说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围绕事物创造了不同的“意义之网”，只有化身进入他人的世界中才能获得共鸣。
在特定的时刻，人类的多样性使宽容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生存的需要。当西方国家的医疗团队帮助塞拉利昂人抗击埃博拉病毒时，他们根据固有经验，开展防疫讲座，强制实行隔离，阻止当地人按照葬礼习俗触碰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死者的尸身，但是这些更加“文明”和“科学”的举措，只换得了当地人对科学埋葬和感染控制小组的袭击，以及将病毒归咎于巫术或政府阴谋的民意。当有人开始从塞拉利昂人的视角来考虑问题，才明白当地人“怪异”的行为背后是长久以来的信仰：死者的朋友和家人若不参加葬礼并面对尸体表达敬意，死者将被送入永久的地狱，死者周围的人也将遭受痛苦，陷入被诅咒的循环之中。单靠医学难以控制埃博拉疫情，但当官员和世卫组织采纳了人类学家的意见，与村民讨论调整葬礼仪式，使其既安全又尊重死者后，立即在达成共识和抗击病毒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跳出“熟悉”成为“局外人”
人类的天性在于习惯从自身掌握的情况推及周遭，这使我们在面对陌生事物时，常有不屑于理解“局内人”的偏见，在面对专业领域时，又常有不屑于理解“局外人”的傲慢。作者用发生在金融领域、通用汽车公司和日托学校的商业案例，为我们展现了这样的傲慢与偏见，及其导致的视野盲区和认知风险。
2004年底，作者到《金融时报》伦敦总部就职，为了撰写专栏，开始了在伦敦金融城的大量访谈工作。在走近CDO、CDS、ABS等缩写词背后的金融世界的过程中，她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故事太过复杂、离奇和不透明。然而，金融家们却对此不以为意。一方面，他们围绕着“市场的流通化”“风险分散”等理论编造了一个“创造神话”，相信债务和风险可以像水一样容易交易和流通，相信工具理应减少风险，而证券化分散了信贷风险，即使风险暴露，许多投资者只会受到微小的打击，因为“问题共享就是问题解决”。另一方面，他们又以“效率”“流动性”和“创新”等概念在共同的圈子里交流，习惯于在电子屏幕上交易，使用抽象的数学模型，却又局限于眼皮子底下的工作，既看不到外部环境即廉价贷款对借款人的影响，也看不到金融世界的全貌。正如作者所忧心的，金融家们的思想和生活完全脱离了证券化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很少有金融家能看到金融链末端活生生的人，而不仅仅是精妙的模型计算。作者曾试图指出这一点，却被金融家们抗议为“危言耸听”，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哪怕在危机来临的前夜，“局内人”依然习惯忽略众目睽睽之下的风险，无法看到他们的创造是否失去控制。这启示我们，要认真反视自己的世界虽不容易，却很有必要，当我们通过“局外人”的眼睛看世界时，可以更客观地看清自己，看到风险和机会。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通用汽车的三方会议上。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三个团队坐到一起会商工作时，对权力、决策和会议本身的不同理解，导致与会人员效率低下而疲惫不堪。来自德国吕塞尔海姆的团队习惯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认为会议应该很短，有明确的议程和结果；来自底特律的团队认为应该把大部分的工作时间花在会议上；而来自田纳西州的团队讨厌由领导者凭借等级进行裁决的做法。人类学的研究揭秘了谜底，当与会的团队都认为自己的认知和工作方式是正确的，而拒不接受他人“奇怪”的习惯时，会议注定难以高效，而共识也难以达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人们的视角不仅常与业外人士及背景相异的合作者不同，而且有时连商家的视角也会与自以为最了解的客户大相径庭。一所幼托机构的高管们对此感受深刻。他们多数成长在一个专家受尊重的时代，深受20世纪末美国的价值观影响，因此在对外宣传时，着重宣扬机构在教育领域的专业性、权威性。然而，他们的目标客户，却成长在压力增加、个性化要求与日俱增的时代，更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性格及表达、适应和抗压的能力。因此，幼托机构的高管从自身不变的视角出发设计的宣传方案，难以赢得已发生了变化的家长群体的青睐。当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一真相后，将育儿目标从“我的孩子最棒”转变为“有韧性的孩子”，并且重新设计了营销策略和课程计划，最终收获了更多的文化认可和商业回报。
做“局内”的“局外人”
人类学的好处是，既可以让我们对陌生的他人产生共鸣，又可以用他人的眼光提供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在“置身事内”又“仿若初见”的好奇而谦逊的探索中，获得完全不同的视角，听到那些被我们有意无意 “屏蔽”的声音。
例如，当切换到沉迷网络的年轻人的视角，我们会看到网络空间的吸引力来自现实世界中难以获得的自由；当深入到数字极客们的领域，我们会看到数字创新使得以物易物变得如此方便和容易，而由于相关法律不完整，对垄断数据资产、侵犯消费者隐私和涉嫌操纵民意的判定和监管仍然存在诸多模糊地带；当沉浸在居家工作和在办公室工作的具体场景时，我们会看到办公室工作人员不仅通过模板或手册来沟通，更作为集体的一员，通过外围的视野和偶然的信息交流，来分享思想、擦出火花，获得横向视野和感受；当置身于商业和金融领袖的位置时，我们会看到CEO们在关注股东回报的同时，会出于对潜在风险的焦虑和应对，承诺要照顾员工、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以及供应商的利益。
当我们不再假设每个人都应该理解自己的生活轨迹、像自己一样思考，我们将产生对他人的同理心和对问题的新见解，让他人感到被尊重而非被冒犯，让自己获得活力、创造力和韧性。当我们反复沉浸在他人的思想和生活中，我们将突破部落主义和狭隘视野，获得更为宏观的视角，从全局上看到风险，看见只被我们隐约意识到的隐藏着的社会规律。人类学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的多元化和共同的人性，奥秘不过是不断翻转镜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