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惹“怒”了天气——读《愤怒的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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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 刀
自1776年以来，地球的平均气温上升了约1℃。1856年，美国科学家富特首次描述了温室效应，并通过实验予以验证。40年后，瑞典人阿列纽斯证实了富特的预测，并量化了温室气体与气温之间的关系。及至今天，气候正在改变人类生存空间，其速度可能远超人们的预计。
而今没有什么比用“愤怒”二字形容现极端气候更合适的词汇了。在《愤怒的天气》一书中，呈现了这样一组统计数据：迄今为止，地球上最热的年份是2016年，其次是2017年和2015年，再次是2014年、2010年、2013年和2007年。“可见，地球上目前为止最热的7个年份都在过去的10年中”。本书的第一作者弗丽德里克·奥托曾任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主任，被《自然》杂志评为“2021年度十大人物”。针对当前的温室气候变化，作者借助归因科学，通过大量观测研究，回溯导致天气事件的具体原因，并试图将温室效应与人们的生活特别是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从而寻找一条遏制气候变暖的路径。
越来越难以遏制的“怒火”
越来越多的案例和研究表明，气候越来越像一匹努力挣脱缰绳的野马。不过，作者没有选择同类主题作品惯用思路，将矛头对准距离人类居住地较为遥远的冰川，而是严格遵循归因科学研究思路，将极端天气事件与人为气候变化直接联系起来。因此本书主要聚焦可能与气候变化产生更加紧密联系、对读者带来更直观印象的“身边人身边事”。
温室效应到底会给地球带来什么影响？在普通人的思维里，很可能只是气温升高，天气更热。作者引用科学研究成果后指出，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是复杂的，温室气体排放不仅使大气层变暖，而且改变了大气层的成分：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甲烷和水蒸气在积聚，随之而来的是大气环境发生变化。如果把原来的大气环境比喻在一个区间值内相对稳定的活动，那么随着大气成分的改变，原来的区间值正在被打破，其结果往往是“极端天气增多，降雨量在一些地方是增加的，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是减少的”。
根据经验法则，如果地球气温上升1℃，降雨量会平均增加7%。2017年登陆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哈维”飓风曾夺走了83条生命，造成了1250亿美元的损失，比美国以往任何一次飓风都严重得多。根据当地的观测统计，休斯敦三天的降雨量超过1000毫米，如果没有发生气候变化，相关的降雨量将减少12%至22%。作者通过分析当地历史降水记录还发现，在过去的100年里，该地区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过如此大的降雨量。在统计模型的帮助下，至少可以确定，发生这样一次天气事件的概率低于每9000年一次。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蒸发量也会随之增加，于是便出现了这样具有强烈反差的一幕：当一些地方频频遭遇强降雨天气灾害时，另一些地方却遭遇史无前例的干旱。比如，东非的干旱愈演愈烈，2015年埃塞俄比亚就经历了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
极端气候的表现不只是极端高温、强降水和干旱，甚至还有极端寒冷天气。据报道，去冬今春以来，中国北方邻国蒙古国就遭遇极寒天气和暴风雪侵袭，该国平均降雪量创下1975年以来最高纪录，八成国土被大雪覆盖，390万头牲畜死亡。
种种迹象表明，地球气候越来越像是一头愤怒、难以约束遏制的猛兽，正肆意地发泄自己的愤怒情绪。不管人类是否愿意，这样的极端气候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最终成为生活的一种常态。
是谁点燃了天气的“怒火”
本书作者指出，归因研究的目标，就是将极端气候形成原因指向责任方，乃至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向那些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企业和国家追究责任。
1776年，詹姆斯·瓦特改进的蒸汽机投入使用，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工业革命进程因此加快。随着蒸汽机的大量应用，人类对能源的消耗量驶上了快车道。但是相较于今天，当时的碳排放增速较慢，对气候的影响相对较小。截至1960年，全球平均气温只上升了0.2℃。自那以后，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期，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欧美工业国家的碳排放步入加速度。可以说，缘于人类科学认知缺陷，人们显然没有考虑到近代经济发展对气候产生的负面影响。
美国地理学家理查德·赫德通过长达15年的研究发现：自工业化以来，导致世界平均气温升高1℃的“主犯”是欧盟（17%），其次是美国（近16%）。在同一时期，仅90家公司的排放量就占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63%。其中，沙特阿拉伯阿美、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各自“分担”了自工业化以来，人类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以上。英国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紧随其后，占比超过2%。
不难看出，这些碳排放大户往往是经济大国和跨国大企业，从道义上讲，他们理当在碳减排方面承担更多责任。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5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的《巴黎协定》明确：将全球平均温度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2℃以内，并继续努力、争取把温度升幅限定在1.5℃之内。《巴黎协定》同时明确，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目标，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然而，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碳排放大国，美国却在签署协定后又悍然退出。
一些传统能源消耗跨国企业也好不到哪里，他们深谙“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游戏。2017年，哈佛大学两名研究人员筛选出埃克森美孚公司的187份文件，着重研究了该公司从1977年到2014年间，有关气候问题的公共传播逻辑。两位作者发现，埃克森美孚在广告中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态度是怀疑。他们的策略是，如果这种怀疑的观点被重复的时间足够长，它们最终就会扎根在人们的头脑中。为避免“惹火烧身”，该公司没有脑残到站出来大声反对碳减排，而是选择性邀请那些所谓的“专家”站台、发声。
美孚公司的做法并不孤立，作者指出，在英国，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也跟气候怀疑论者穿同一条裤子，帮助他们摇旗呐喊。在德国，种种迹象表明，媒体也不能免于被气候怀疑论者渗透。碳排放大户率先撂挑子，甚至凭借自己的资源优势，使绊子，唱反调，很难说不会令全球减排努力功亏一篑。
靠什么平息天气的“怒火”
天气在“愤怒”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意味人类生存环境也会越来越危险。平息天气的“愤怒”，已经迫在眉睫。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按照《巴黎协定》，若想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人类在21世纪中叶消耗和燃烧的化石能源就不能超过已知化石能源储备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人类必须协调一致，对化石能源消耗数量实行总量控制，然而目前还难以看到曙光。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将气候影响与经济利益挂起钩来，试图通过导入碳定价模式，在传统市场经济中锲入气候定价体系。1975年，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提出了对二氧化碳规定价格的想法，威廉因此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传统市场经济体系中，带有更多公共属性的碳很难立足，因此碳市场的建立无一例外离不开政府主导。
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着力构建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清洁发展机制，人类首次将碳排放提上缔约国议事日程。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国于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好在此举并没有为太多国家所效仿。2005年欧盟率先在全球建立了碳市场，中国、墨西哥、加拿大亦紧随其后。目前国际上共有34个正在实施中的碳交易体系，从市场规模及发展成熟度来看，欧盟、中国以及韩国这三个地区各有其代表性。
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发布的《2023年碳市场年度回顾》报告，2023年全球排放市场约有125亿吨碳许可证交易，价值达到创纪录的9490亿美元。另据报道，同年中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年度成交量达到2.12亿吨，年度成交额144.44亿元。
对于如何遏制碳排放冲动，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思路，除了构建碳排放市场外，作者认为还应推进气候保险，培育气候补偿机制，即当遭遇干旱、飓风或暴雨袭击时，投保人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补偿。补偿的形式是农作物种子等实物。作者的第三条建议是，那些遭遇极端气候的社会个体，可通过法律渠道向碳排放大户索赔。这方面国外虽然有零星成功案例，但也仅仅处于探索阶段，相关法律体系仍旧不够健全，对气候灾难损失还缺乏界定依据，未来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补齐。
平息天气的“怒火”，也许应率先努力遏制人类对资源特别是能源消费的贪婪欲望。在某种意义上，天气愈来愈频繁的“愤怒”表现，正是人类肆无忌惮消耗能源的投射。本书着重梳理国家和企业的碳减排责任，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温室效应的始作俑者？须知每个人在碳减排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有时甚至只需稍稍控制下自己的欲望，改变一下自己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