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明清江南商业繁荣的密码 ——读《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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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 刀
“苏湖熟，天下足”。然而，在以“江南历史研究为志业”的史学家范金民看来，这句南宋时便广泛流传的谚语，并不能真切地反映明清江南商业繁荣的内在成因，因为“到了明清时期，江南在人均田地日益下降，边际报酬日益递减的情形下，仍是全国最为重要的经济区，直到太平天国战争，江南始终走在全国的经济的前列”。
多年来，范金民坚持在卷帙浩繁的各种史料典籍中爬梳剔抉，出版了《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等一系列与江南密切相关的著作。在本书中，范金民紧扣“明清江南商业为什么能行”的疑问，搜集了档案、文集笔记、地方志书等大量一手史料，对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进行全方位且系统性的研究，呈现了明清江南商业繁华的景象，揭示了商业兴盛的密码。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本书所指江南，大体上相当于长江三角洲范围，包括明清时期南直隶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府和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府及清代雍正年间从苏州析出的太仓州八府一州之地。从明清地图看，江南地处腹地，稳定的环境，为江南地区民众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的江南粮食生产曾经占据重要地位，但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减少。这是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言，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成为经济作物种植走强和手工业快速发展的动因呢？
范金民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棉花、桑树、席草、靛蓝、烟草、茶树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确实达到了历史高点，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为家庭手工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生产资料，但这并不是人均耕地减少倒逼形成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范金民以与江南近邻的安徽徽州、江西南昌等地予以反证。相较于江南，这些地方人均耕地面积更少，但都未见经济作物种植的繁盛。
市场流通主要表现在商品的流动，流动必然对交通提出要求，江南的区位经济优势主要表现在交通优势。江南在粮食流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江南由长江输入的粮食并没有全部停留在当地，其中一部分转输到了浙东、福建等缺粮区和违禁偷运到了海外”。而在“清盛世时，江南每年从外地净输入各类粮食约为2450万石”。
至少在明清时代，江南的这一区位交通优势在国内无以比肩。江南水网密布，除了著名的大运河，还有长江、淮河等水系，后期海运更是发展迅速。不同于陆路运输受牲畜动力的掣肘，水运可借助水流与风力，运量更大，成本相对更低。直到今天，水运的成本优势依旧令其他运输方式难望其项背。及至清代，由于河道的淤塞，精明商人将目光瞄向了河道更宽更深的长江，还有后来受水文变化影响更小的海运，于是“沿海贸易不断上升，日盛一日”。
繁盛丰富的市场体系
在近代经济学家看来，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18世纪60年代，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步伐，欧洲开启城镇化步伐。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发达国家城镇化比例大多已达70%至80%”。可以说，近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镇化相伴而行。
明清时代的江南亦未能例外。范金民调查发现，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的特点，最明显的可能就是商品化和城镇化。商品化必然带来城镇化，而城镇化推动促进着商品化。乡镇手工业的持续发展导致了江南商业的繁荣，而商业的繁荣又不断地推进江南城镇化的步伐。
在范金民看来，随着江南城镇化的加速，各色市场如雨后春笋般迅速诞生，并茁壮成长。这些市场既有全国中心市场、区域中心市场、地方专业市场，还有遍布江南农村的乡村小市场，“在明后期约250个，在清乾嘉时期400余个”。除了商品市场，还有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几乎与此同时，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低额融资的典铺在江南地区大量出现。此时江南“商业资本较为集中，资本额较为充裕，资本市场较为完善。米、丝及商业性典质，典赎周期都较短，商业资本通过加快周转速度，在低利率下仍可获得较高的利润回报”。
各色市场相互渗透，相互补益，特别是中小市场像一根根毛细血管，深入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最大限度激发人们交换商品的潜力。中小市场的商品如涓涓细流，汇聚到更大市场，而大型市场则扮演了国内区域流通乃至海外交易的龙头角色，商品几乎辐射全国，还有东南亚，甚至因为丝绸贸易，对南美白银流动产生重要影响。不难看出，明清时期的江南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大中小市场齐全，层次分明”，市场机制较为完善。
在商业走强的作用下，社会分工愈加细密。这种分工不仅体现在市场的专业性，还表现在对商品流通环节的细化，比如运输线路、工具，以及储存场所等。
美好生活的物质动因
在商品经济时代，物质交换才能产生利润，需求则制造市场。便利的交通区位优势，至多只是明清江南商业发展的硬件之一，真正能够促进江南地区对商品发展的热情，还在于物质生活的改善给他们带来的获得感。
学者巫忠恕在《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一书中，曾聚焦明清江南妇女：这些妇女在衣着、饮食、出行等方面极力模仿“官太太”。虽官府多次针对性颁发禁令，试图扭转“世风日下”现状，但收效甚微。江南妇女率先开化，对物质的迷恋，只是江南民众消费观念变迁的一角。
对物质生活的愿望有多强烈，参与市场活动的推力就有多大。从史料看，明清江南更像一个个重要生产基地。明清时期的江南，是全国最为重要的棉布、丝绸等衣着品生产基地，是书籍等文化用品生产基地，是粮食、食用油等粮食加工业的重要基地，是陶窑器、铜铁器、小木器等日用生活必需品和玉石等贵重商品的重要生产基地。范金民由此指出，江南商业的发达，是直接建立在当地发达的商品生产能力的基础上。
交易产生利润，利润则刺激生产，生产同样会创造利润。对于重要生产基地的江南，范金民认为，江南对外地粮食的严重依赖，绝不是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简单地是由地狭人稠造成的，而是由其独特的生产结构造成的，比如像酿酒这样的深加工。这样的原料输入与商品输出现象还大量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江南在大量输入初级纸和输出加工纸的同时，则清一色向外输出书籍”；再比如，“江南不产铜铁，铜铁制造业却有一定规模，无锡还有铁锅、铁壶等器物输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当然，明清江南商业繁荣的内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和博弈的结果，这其实也是近代市场经济的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