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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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国宏观金融总量规模已经很大，金融总量指标增长放缓是正常现象；其次，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等传统动能领域融资需求下降，新动能领域要先填补“缺口”，才能带动金融总量增长，信贷增长也存在换挡减速过程；再其次，为提升金融资源效率，一段时间以来，防止资金空转等“挤水分”的举措增多，金融总量增速也会有所回落；最后，我国金融规模指标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减弱，未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再依赖于信贷规模的高速扩张。

“货币政策逐渐淡化数量目标，主要是基于经济转型的宏观背景。”中金公司研究部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表示，在经济转型背景下，过度追求信贷增长可能导致资金空转套利、银行息差和资本压力、存贷款在特定时点波动加大等问题。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表示，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在助力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更需考虑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引导金融资源更高效配置。与数量型调控相比，价格型调控更有利于引导资金供求和资源配置的方向。近年来，我国也在加速推进完善价格型调控框架，更好发挥利率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我国货币政策将转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

展望未来，潘功胜提出，可以继续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把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测性、参考性、预期性的指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

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将从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并行，转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也就是说，相对于过去以广义货币、社会融资规模、信贷等规模指标为中介目标，货币政策将更多以利率为中介目标，通过调节利率进行货币政策调控。

明明判断，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利率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而不是单纯依赖货币供应量的增减。而通过优化货币政策调控中间变量，总量工具的运用或将更为稳健。

“走向价格目标主导，意味着资金价格更多由市场供需决定，放松数量目标要求有助于从根源上减少局部存贷利差倒挂导致的资金空转现象。”林英奇表示。

由于货币政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并行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梁斯建议，在推动构建价格型调控框架的过程中，需要同步发挥好数量型调控框架的作用。同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完善优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合理使用货币政策调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