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告诉世人
欧洲怎样爬上亚洲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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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潘启雯
已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从根本上否定了被西方学术界一度奉为圣经的“欧洲中心论”，提出与之完全相左的“中国中心论”，即在1800年前，世界经济体系中心是在中国而非欧洲。弗兰克这个观点如同一颗炸弹，引发了世界经济史学界、历史学界旷日持久的论争，有人视之为路标性著作、经典之作，也有人认为只是标新立异。
弗兰克是战后拉丁美洲“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由于用英文写作，他的著作影响更为广泛。透过“白银资本”现象和内在本质，历史规律与事实并不像我们从前接触到的那么简单，它们是复杂有序的，尽管时常是隐蔽的。无论有多大争议，弗兰克的体系、观点、论据至少能使我们以一种新视野去重新认识世界经济史。
贵金属和商品
在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反方向运动
世界体系学派核心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早前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早由欧洲人创立，“到1450年，创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舞台是在欧洲而不在其他地方”。而在弗兰克看来，欧洲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缺少全球眼光，他们将1500年作为世界历史的分期，由此衍生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体系的信条，构成一道马其诺防线”。早在1973年，弗兰克就有一种“暗中的怀疑”，他的目标就是突破这道马其诺防线，走出欧洲路灯的阴影：“如果‘这个体系’是在1492年诞生的，或者如沃勒斯坦所宣称的是从1450年起出现的，那么它也不可能是像智慧女神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那样突然产生的。在此之前应该有某种东西，可能也是成体系的东西，导致了哥伦布和达·迦马的航海活动，导致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并未用新资料和证据来挑战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而是通过总结分析其他学者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来证明和丰富自己的观点。弗兰克认为，自远古时期就存在一个非洲-亚欧范围的金银市场，新航路开辟使美洲也被卷入这一贸易圈，全球市场因而形成。美洲提供的白银扩大了全球市场规模，起了润滑剂的作用。供求关系决定货币价格和金属货币的流向，通过对白银流动的分析就可了解全球市场的范围和生产状况。
弗兰克广泛利用了研究亚洲和欧洲经济史的专家们的最新成果，他提供了一张白银生产、出口和接收数目的具体表格。其中最具新意的是对15至18世纪世界白银生产和流向的材料分析：据估计，从1493年到1800年世界白银产量的85%以及黄金产量的70%来自拉丁美洲。美洲白银生产在16世纪约为17000吨，到17世纪约为42000吨，其中有31000吨运抵欧洲。欧洲又将40%约12000吨运往亚洲，其中有4000至5000吨是直接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送的。另外有6000吨运往波罗的海和利凡特地区，其中一部分留在当地，其余部分继续向东到达亚洲。美洲白银18世纪的产量约为74000吨，其中52000吨运抵欧洲，40%约20000吨运往亚洲。留在美洲的白银约有3000吨横渡太平洋经马尼拉运抵中国。如果再加上日本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亚洲，尤其中国和印度。
依据以上这些材料，弗兰克提问：为什么欧洲需要亚洲的商品，却不能用自己的商品交换而必须剥削美洲的贵金属？为什么亚洲可向欧洲出口商品，却要求用贵金属支付而不进口欧洲商品？他给出的答案是，贵金属和商品在欧洲和亚洲的反方向运动说明它们各自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除了美洲和亚洲，欧洲与所有其他地区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和结构性贸易逆差，出口美洲贵金属是唯一能弥补逆差的手段。为证明欧洲的结构性贸易逆差，弗兰克又举出数字材料：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全部出口中货物只占6%，贵金属则占94%。从1660年到1720年，贵金属占东印度公司对亚洲出口总值的87%。据此，弗兰克认为，至少到1800年，亚洲尤其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
“无代价战略”
使欧洲“爬上亚洲的肩膀上”
以前学术界总是把商路夺取、商业战争等看作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弗兰克以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证明，其实不然。在1400年至1800年间，亚洲国家内部、亚洲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商业竞争也非常激烈，其时期之早，涉及地域之广，参与国家之多，比起后来欧洲的商业竞争，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弗兰克看来，西方的兴起，不能仅从其内部找原因，不是欧洲封建主义包含了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种子”，也不是有“新教伦理”的“酵母”，而应从1400年至1800年世界经济体系中来解释。
弗兰克在纵横对比分析发现，西方由“黄金热”掀起的殖民探险，最初受到的直接刺激来自于东方的富庶。欧洲商品成本高，在东方市场没有竞争力，当时唯一能进入东方市场的商品就是金银，由此激发了欧洲占有美洲金银欲望。金银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来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这是因为西方必须拿白银加入亚洲市场换取商品，这个白银资本才有活力，即不管白银资本将要投入商业还是制造业，都需先换得物资，不然就没有价值，而亚洲就是欧洲的物资供应地。欧洲从殖民地不仅掠夺金银，还搜刮产品，从而造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条件，但弗兰克“更强调欧洲从亚洲关系中得到的好处”。如葡萄牙在亚洲贸易所占份额虽小，获得利润却占总利润的 80%，“欧洲的积累可以说完全得益于亚洲积累”。欧洲占有美洲白银，换取亚洲的商品，三个世纪后，这种“无代价战略”终于使欧洲“爬上亚洲的肩膀上”。
欧洲人之所以在19世纪“爬上亚洲的肩膀上”，据弗兰克分析，主要是东方传统制造业无力与欧洲工业革命中的大机器生产抗衡。1750年前后，亚洲衰落。19世纪，西方支配了世界经济。
生产、技术、贸易等条件较好的亚洲，为什么不仅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而且还衰落了？弗兰克以中国为例作了剖析。白银大量流进，促使生产增长，人口膨胀，但对资源产生了巨大压力，社会贫富分化差距拉大，造成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大军。稀少的资源 (相对人口而言)，短缺的资本，廉价的劳动力，使得对节约人力的技术投资既不合理，又不经济，这些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形成了生产“低度发展”趋势，造成了一个“高度平衡的陷阱”（即“高密度的人口、昂贵的资源、稀缺的资源造成劳动的廉价”）。而欧洲资源与人口比例要比中国高。再者欧洲人口不断向美洲、澳洲移民，又使这种比例更高。这种人口状况也是造成1400年至1800年西欧高工资、高成本的原因。欧洲在亚洲、美洲、非洲三个世纪赚得的资本，用以发明和采用节约人力的机器，这使改变高工资、高成本的状况成为可能，而亚洲市场刺激又使这种改变成为必须。欧洲正是靠大机器生产把亚洲打败的，白银流动换了方向，从东方流向西方。对此，弗兰克有个生动比喻：“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
在研究1400年至1800年的东西方历史变迁时，弗兰克非常突出地应用了长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即一个包含上升“A”和下降“B”两个阶段的循环周期）来解释西方的后来居上。他指出，1450年新周期上升的A阶段开始，亚洲开始经济扩张，A 阶段持续三个世纪之久，于1750年至1800年达到顶点，随之转向下降的B阶段。由于欧洲是在康德拉捷夫周期进入B阶段后才兴起的，弗兰克因此得出结论：“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欧洲兴起是世界体系内节奏振动的结果。18世纪晚期，长期扩张的“A”阶段在亚洲走到尽头，这使当时还处于边缘的西方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改善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和绝对地位。
使用长时段研究方法也使弗兰克非常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他声称：“历史的连续性远比任何不连续性重要得多。”他还认为，世界历史长周期运动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运转导致了这种周期的出现。因此在考察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时，就不能将眼光局限于考察各个地方，而要从世界整体角度去把握。从这种视角出发，弗兰克坚决否认所谓欧洲“特殊性”及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过程中的作用。他对东亚将取代西方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据这种周期理论。他认为有迹象表明，东亚(或许还扩及南亚和西亚) 在21世纪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A”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