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超级枢纽”怎样左右全球金融大局——读桑德拉·纳薇蒂《金融超级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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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启雯
网络由“节点”构成，而“节点”由路径或“链接”交互。无论是天然生成的网络，还是人为造就的网络，都在用同样的方式运行。根据“偏好依附”（或优先链接）原则，所有节点都倾向于攀附链接最多的节点，因为链接越多，意味着个体存活的机会就越大，而最好的节点往往位于网络中心，被称为“超级枢纽”。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主讲人，曾与“末日博士”鲁里埃尔·鲁比尼共事多年的桑德拉·纳薇蒂（Sandra Navidi），在《金融超级人脉：金融圈人脉、财富与权力的运作哲学》中则用“超级枢纽”指代处于人际网络中心、联系最热络的群体，他们包括银行CEO、基金经理、金融家、决策者等。在网络科学视角下的金融体系中，精英们往往通过把地位、访问权限、社会资本、交易潜力等工具化，进而一步步演化成“超级枢纽”。
过去，“超级枢纽”这一术语有时指代某个特定群体，但更普遍的情况是泛指精英阶层。他们都具有个最本质的共同点：集专家、投行、宏观经济咨询等身份于一身，凭借才华赢得了全球行业领导者的尊重和信任。纳薇蒂也因近水楼台，能经常出席各种有准入门槛的会议和活动，得以亲历这个国际精英圈的风云变幻。她以当事人视角提炼出个人对金融圈人脉的观点和见解，比如决策领袖如何攀登行业之巅，如何拓展高级人脉圈，顶层金融圈男权主义下的不公与闭塞等等，无疑让圈外人对金融精英们如何操控世界金融有了更为丰富的认知。
“参会三天，胜于出差三个月”
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胜地的达沃斯原本只是个小镇，因成为世界经济论坛（又称“达沃斯论坛”）举办地而声名大噪。从1987年起，每年的年会都会吸引全球各界领军人物，包括国家元首、投资大亨、基金经理、跨国公司高管、学术界精英等。在纳薇蒂看来，精英们之所以会不遗余力、一掷千金来这个小镇参会，原因在于论坛是遇见与他们棋逢对手的人物、获得与之构建人脉的机会。世界经济论坛聚拢金融业领袖，是当之无愧的顶级高峰论坛。此外，年会往往还有近千名注册记者参与，这也扩大了论坛的影响力。论坛期间建立的人脉会像同心圆一样影响与会者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由此，达沃斯盛行着一句俗语：“参会三天，胜于出差三个月。”
近年来，因为社交网络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关于网络科学的相关知识逐渐普及。人们发现，网络科学理论不仅可解释对冲基金大鳄乔治·索罗斯和约翰·保尔森等人如何赚得盆满钵满，还能解释为何在导致经济大萧条的事件或决定中不存在负责人。根据网络科学理论，“模式，即关系的架构最重要，该架构的各组成部分倒是其次。”系统主要参与者们明白，是链接网络或人脉赋予了个人影响力，最终的竞争优势取决于个人关系和联盟的广度和深度。
经过多年的观察，纳薇蒂发现，这些“超级枢纽”除了拥有遍及世界的强大人脉网外，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基于互信、通过分享经验和拥有相似背景，成功构建起人脉，并用它让自己成为行业领航者。当他们强强联手时，相互结合的权力便能迸发出极强的聚合效应。
人脉的“马太效应”：同质性更有吸引力
1968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提出“马太效应”这个术语用以概括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机会取得更大成功。这个术语此后为经济学界所借用，反映“赢家通吃”的经济学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从网络科学视角审视“马太效应”，纳薇蒂惊奇地发现，所有的网络都会成长，而新的节点倾向于附着在已拥有众多链接的节点上。这种“富者越富”现象导致更高级的节点拥有更多优势，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高级节点甚至能垄断网络。这一网络动态规律在金融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那些拥有最优质人脉的高管，往往会吸引更多高端人群。当他们聚合在一起时，拥有的金融专业知识会让他们处于最优位置，使本来就很庞大的财富急速增长，这又会让他们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枢纽。而财富又会造就具有排他性的特权真空地带，会让世界上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家们更加同质化。
纳薇蒂据此认定：判断同质性的标准之一是背景相似，如社会、教育、专业、经济实力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曾研究过相似性的“力场”。个人关系对金融决策、交易以及与盟友保持良好关系都至关重要。14世纪，意大利的金融公司都是在家庭、公会和社会阶层基础上形成的。法国金融机构是在朋友、社区邻居和相同的政治背景下组建的。罗斯柴尔徳家族的成员遍布欧洲，形成了独特的家族银行网络。他们能从中获取大量信息、洞悉机会、找到客户。
在对比研究中，纳薇蒂还发现，金融高管与IMF、各国央行、国际清算银行的最高决策者及各大公司CEO们过从甚密。他们有相似的生活方式，住在富人社区，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即使他们之间存在竞争，也能通过合作增加共同利益。那句古老谚语“高处不胜寒”不无道理。处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与普通人的交集越来越少，他们将所有消耗体力的活动外包，雇用司机，购买私人飞机，甚至还有私人电梯把他们与普通人区隔开来。他们的工作和个人生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共同的圈子里发展。通常，金融高管不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工作。通过社交，他们相互之间会产生强烈影响，使圈子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
《新闻周刊》1995年某期封面故事《跨阶级的兴起》曾提到，在众多华尔街明星中有女性，也有不同种族的人。这篇文章因而被视为精英阶层多元化的证据。但在高端金融领域，多元化只是美好的虚幻。在华尔街初级阶层中，人才的确更多元化，但高级职位仍主要由白人男性占据。2014年，伯南克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中说，没有任何系统完全由精英统治，家庭和健康等因素往往会导致机会不均等。为了挤进这个圈子，最安全的办法是适应，争取同上层精英有更多共性。
攫取者，给予者与匹配者
有不少人对人脉关系有种天生的抗拒。他们对带有功利性的人际交往感到不适，将其等同于利用，甚至是操控他人。在这些人看来，因为潜在利益、潜在利用价值而与他人建立关系不仅缺乏诚意，且非常虚伪，甚至有违道德。此外，带着附加条件帮助或取悦他人往往被视为无礼。多伦多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职业人脉会引发道德和生理上的污秽感。调查对象在该研究中坦言，当他们出于利益目的而不是发自内心地与人交往时，会感到矛盾和不安。不过，已经拥有权力的人似乎更适应人脉关系，会以此巩固并推动他们的地位，从而强化现有的权力结构。
另有一些调查对象对搭建人脉的行为感到不太自在，觉得在房间里想方设法接近他人令人尴尬。一些高管，尤其是技术过硬，不需要过多依赖人际关系技巧的高管，认为攀附关系有失身份，甚至是一种折磨，为此牺牲陪家人和朋友的时间太不值当。内向的人往往很难进行社交，他们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主动接近他人。这类人也不太擅长自我推销，反而认为这种行为肤浅、浪费时间。
与上述相关调查研究结果相反，纳薇蒂认为，搭建人脉的目的是合作，交换信息、资源，实现利益共享，这就说明它应该是互惠互利的。组织心理学家、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M.格兰特在《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中，对成功人士如何运用动机、能力和机会互惠互利作了一番研究，分出了三类人：攫取者，他们的收获超过给予；给予者，他们的付出多于收获；匹配者，他们的付出和给予基本持平。
根据格兰特的研究，给予者往往散布在社交高手和社交菜鸟这两极，而攫取者和匹配者大多分布在中间段。给予者不知疲倦地建立深厚的人脉关系，慷慨地付出且不图任何回报。给予者中的社交菜鸟往往过于善良，反倒容易被利用；而给予者中的社交高手会通过不断努力，以创造双赢的局面，并且知道适可而止。由于他们建立的良好口碑和声誉，因此往往能一呼百应，及时获得支持和资源。有趣的是，给予者在给予时，他们付出的善意会传播并扩大。而只知攫取的人，声誉会受损，尤其当他们无休止地利用他人时。善意和慷慨终会得到回报，尽管不一定是在给予的当下就能得到报偿，但这份网络资本一定会在“社会资本银行”增值。
且看“超级枢纽”怎样左右全球金融大局
——读桑德拉·纳薇蒂《金融超级人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