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都市圈与数字基建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动力

□李宇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明年“十三五”收官，宏观政策坚持“稳字当头”。那么，保持战略定力的信心来自哪？对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判断依据是什么？这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相比发达国家，我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内需潜力巨大。在城镇化、工业化交互推进下，区域发展战略成为我国新的增长极，也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

近年来，我国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趋势日益显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发展优势不断增强，杭州、南京、武汉、郑州、成都、西安等大城市发展势头较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下一步，产业和人口还会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几个能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特别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以及一些重要的城市群，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

中央财经委员会在8月提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载体，这是多年以来首次强调继续扩大发达地区大型城市群的引领作用。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因为，打破要素流动的壁垒，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既能推进深度城市化，又能增强创新发展的动力，这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201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达到峰值10.06亿后开始减少，而老龄人口在明显增加，传统人口红利在快速消失，但与此同时，结构性人口红利（或者“二次人口红利”）正在释放。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约50%，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老一代农民工高20%；其次，高校毕业生成为新增就业的主体，工程师红利显现。2015年， 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749万，约占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57%；再次，目前我国有近3亿人口迈入中等收入群体，2025年将达到5亿至6亿，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最后，户籍门槛打破，扎根城市诉求强烈，流动人口本地化趋势明显，2015年以来流动人口连续3年下降。

人口结构的上述变化，驱动着城市化向“大城市化”、“都市圈化”演进，因为新生红利人口更愿意在就业机会好、产业升级快和分工细、收入水平高的城市居住和工作，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承载发展要素的能力正在不断夯实。因此，区域平衡的城镇化1.0阶段，开始转向“先大城市化，再区域平衡”的城镇化2.0阶段。先集聚、再平衡，首先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近年来，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2018年全国经济总量90.03万亿元，而长三角以占全国3.7%的土地面积和16%左右的人口，贡献了全国GDP的近四分之一。全国16个GDP“万亿俱乐部”城市，6个坐落于长三角。

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4大区域增长极每个平均规模将达1.2亿人，合计将为我国贡献75%的经济增长及过半的城市人口增量。那么，在人口进一步向都市圈集聚之后，如何提高核心城市和都市圈的承载力，又该如何缓解“城市病”和“高房价”呢？答案是，借助先进的轨道交通、便捷的数字基建、均等化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打造连接紧密、智慧管理的“1小时都市圈”。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财政政策大力提质增效。这意味着，除了城市化新阶段所需要的基建投资，除轨道交通、城际通勤外，更重要的是数字基建，即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5G、云服务、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以实现万物互联、智能高效的城市生活等，并彻底改造商业服务业基础设施。

因此，不管是稳定投资的关键作用，还是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抑或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后，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还包括创造房地产的有效空间等，这些都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压舱石。深度城市化和数字基建，以及由此带动的内需和效率改进，将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基于我国已有当今世界最为齐备的制造体系和配套供应链，当前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壁垒，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继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全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

（作者系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